这个夏天已经过去，在暑热和戾气逐渐散尽的初秋重提《南京！南京！》或许是个好时机。
必须承认，关于这部片子已经有太多针锋相对甚至南辕北辙的评论。面对这样一个黑色深重的题材，每个人的观看过程总是一再地被“沉渣泛起”的历史记忆和“泥沙俱下”的现实经验打断。究竟哪些场景是“历史”上不真实的，哪些情节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哪些桥段是“品位”上不够高尚的，哪些立论是“政治”上不够正确的，哪些处理是“情感”上冒犯观众的，各种观点是如此地对立和纠结，以至于我有一个近乎相对主义的判断——那得看你更“愿意”相信电影本身的道理，还是自己的道理。
以角川自杀为例，日本观众加藤嘉一相信这样的日本兵不止一个，而更多的中国人则认定这只是特例或者压根就是杜撰！隐藏在这类“硬事实”之争背后的是理念上的分歧。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能否在历史上找到“角川”，而在于当陆川刻意放大角川的叙事地位时，他就必须直面两个尖锐的指控：第一，用“占领者的视角”去审视1937年的南京城乃是一种“汉奸”行为；第二，在30万条生命的背景下浓笔描述侵略者的人性，体现的是一种虚假且孱弱的人道主义品味。我无意回应“汉奸电影”这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它不仅严重误读了陆川，更是在矮化和羞辱咱们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说到电影审查制度，不禁让我想起十年前那部同样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鬼子来了》，众所周知这部片子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根据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这样的：“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节格调低俗、无聊。”倘若该报告属实，则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相信电影局官员的智商，他们既然能够看出毛驴发情是无聊的，就一定能判断出《南京！南京！》到底是不是汉奸电影。
说来有趣，《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与陆川的缘份不浅。姜文不仅主演了陆川的处女作《寻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陆川“合拍”了这部片子，成功地注入了不少姜版的老奸巨猾和玩世不恭。必须承认，这多少与陆川“热血青年”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事实上，也正因为陆川是热血青年，所以《南京！南京！》就特别地紧张，从画面到情绪到整体掌控都显得紧张。相比之下，姜文这部被枪毙了的《鬼子来了》要放松很多，中国农民的狡黠，生存的小智慧，面对残暴时的绝望，绝地处出于本能的反抗，反抗时的瞻前顾后，乃至于脑壳落地后的阴魂不散死缠烂打，这一切都表现得非常——人性。
没错，是人性。如果说《南京！南京！》是一部极富“人性关怀”的片子，那么《鬼子来了》就是一部极富“人性”的片子。之所以在“人性”后面抹去“关怀”二字，不是说姜文不关怀人性，而是说姜文刻意回避了“人性关怀”这类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形式主义“滞胀”。仍旧是那个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报告》：“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将大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百姓们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主要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审查局官员认定“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