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正在细得可怜的水笼头下洗袜子，同学跑来告诉她说：“你知道吗？弗朗士教授死了。”
要隔了好一会儿，她才晓得哭泣，眼前泛起弗朗士教授的孩子脸——就是那个自掏腰包赞助了她八百块奖学金的好心教授。这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爱喝酒，上课的时候抽烟抽得像烟囱。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上……
她总算知道了什么是死亡，所有的关系都归零了，虚无了。
她哭泣着，追悼的情绪还不曾过去，轰炸又开始了，这次炸中了她住的教会楼的一角。她随着椅子弹跳了一下，吓得一颗心跳到了嗓子眼——好在有惊无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