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往往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才能比较成功地走到一定的位置上，然后他的境界开始转变，再说我不那么在意目的，我享受的是过程。
王伟忠：讲得非常有道理。可是对我来讲，对我们南部眷村的小孩来讲，我们小时候是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在台湾，电视行业还是非常不得了的行业，是最高的一个行业，我们能到电视台是很了不起的事。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拼命，大学二年级就到电视台打工，当小助理，打杂赚学费；我特别开心，因为我看到的都是明星，开心得不得了，可以一天不睡觉地干活，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有一点你就开心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提出和平统一对台方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岸关系的措施，相继提出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原则，而蒋经国则提出“三不”（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但在老兵的强烈呼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返乡省亲运动在岛内展开，使两岸探亲问题成为台湾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1987年11月2日，蒋经国为“向历史作交待”，宣布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于是，王伟忠有了陪伴母亲返回北京的机会。
王伟忠：1988年我到北京左家庄看我姥姥。我是从新加坡进来的，我妈比我提前一个礼拜进来。本来我没有计划那么早来，但怕我妈进来之后一个人孤单，就从新加坡进来了。到左家庄之后，我敲门，里面我妈喊：“谁啊？”我说“儿子”，我妈吓一跳。开门看见我姥姥坐在炕上，我腿就软了。
许戈辉：你根本没见过你姥姥？
王伟忠：我看过照片，“姥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张泛黄的照片。本来刚去的时候，1949年到1952年还互相有通信，1952年之后就完全断了。到后来我们都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太久了。
后来因为探亲联络上，那张泛黄的照片才鲜活回来。所以看着姥姥坐在炕上，我腿就软了，那就是亲人。腿软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后来我自己拍纪录片——1989年，我带了一群老兵从琉球（日本冲绳）坐探亲船回上海，船进上海，我先下船去拍亲人，转头再看每一个下船的老兵腿也是软的。
他们有莫名其妙的委屈。他们那时候都是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人了，跟孩子一样地嚎哭。可是很可惜，我们拍了这么多东西，带回台湾过海关的时候被压坏了，到现在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那个探亲团是1989年的事。
虽然一直自称“北京人”的王伟忠直到1988年才终于到了北京，但他对这个城市却一点没有生疏感。那一年的7月，还留着长发的王伟忠骑着自行车、斜挎个摄像机满城乱晃，既有一点外来人的好奇，却也像久离故土的孩子重新回了家乡。他说自己跟舅舅长得很像，第一眼看到舅舅时，他竟误以为那是他哥哥。亲缘瞬间联系了彼此。
他也看到了一向坚强的母亲在姥姥面前仿佛突然变回了当年16岁的小姑娘。
在北京，王伟忠陪着母亲四处游走，去前门、去大栅栏，吃炒肝、切糕，喝豆汁；但对孙绍琴来说，故乡的滋味固然让人沉醉，却“怎么什么味道都跟当年不一样了？”她只能使劲使劲地哭。
对她来说，“家”已经成了千里之外那个海岛上的另一个地方。她所居住了40年的眷村，才寄托了她最多的感情。当眷村开始拆除后，她一趟趟地拉着女儿和儿子回到废墟里，走动着、摸索着，直到突然在残垣断壁里找到自己的“家”——她曾经生儿育女、艰难生存并一天一天老去的地方。
当初那个把她“骗”来台湾的人已经不在了。她让儿子拆下了旧屋的蓝色门牌“建国二村民国路四巷25号”，并把它贴在新屋的墙上，“为的是爸爸的魂魄，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