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所以会有《谪仙记》里李彤那样的命运，就是最后投水自尽？
白先勇：我想李彤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海外华人一种心灵上的漂泊感，离开了祖国、离开了这块土地以后，就好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有很多从大陆出去的新移民，一开始可能为了生活或是什么而奋斗，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情绪，但我想日子久了以后，可能那种对文化跟故国的乡愁，慢慢也就会深的。
许戈辉：您小时候生在大陆，又因为战乱到过很多地方，那您现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您觉得您的根在哪儿？
白先勇：我的认同，我想不以地理为限；我的认同很多是文化上的，是几千年的中国古文化，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我抱有的是一种拥抱跟认同的态度。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认识白先勇，是从知道《孽子》开始的，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拜电视剧的成功所赐。这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绝对是很多人心目中“白先勇”的一块招牌。
尽管它刚刚于1977年发表时，对台湾社会来说实在是一本“怪书”，因为它所讲述的是一群有着特殊性取向的台湾年轻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亲情、爱情和生活中经历的悲欢离合。整个台湾社会对这本书“先是一阵沉默，后来虽然有些零星的言论，但也没能真正讲中题意”。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才多了起来。
对于白先勇来说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它所取得的成绩，也因为他自己，恰也有一段特殊的恋情。
其实《孽子》更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同性题材，而在于它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就白先勇自己来说，同性爱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话题。有一个人，始终在他的生命里，即使已离开了很久，但那段感情，却始终没有结束。
许戈辉：我读到过您写自己的一生挚友王国祥的文章。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你们在一起38年了，比我活到现在的年纪还要大。我一直在想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我看到您的文章里写小时候两个人相遇，就是那么简单而且充满童趣的一个过程，两个人都迟到了，都往楼上赶就撞到了一起，就那样相遇了。
白先勇：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完全是凭着缘分；我想能够在一起——天下这么大，有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碰在一起，而且还会变成朋友？可能冥冥中有一种命运，我相信。
那篇文章叫《树犹如此》，就是我刚刚搬进买的房子，在院子里种了三棵意大利柏树。后来它们长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然后突然间，中间那棵就枯萎死掉了。
也巧的是，那时候我的朋友就生病了，后来就过世了。那是我们一块儿种的树，所以我那篇文章叫《树犹如此》，也是在纪念他。
1989年，王国祥的白血病复发了。他们开始艰难求治。
王国祥曾在大学的时候得过白血病，那一次好运地凭着一份中医药方而治好。然而这一次却不见效，王国祥只能依靠输血维持生命。白先勇次次开车接送他去医院，陪他在医院里熬过艰难的八小时，也心疼着挚友坚韧地与极大的痛苦对抗。
为了求到救治之法，白先勇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一面在美国为王国祥寻求良好的西医治疗法，一面也积极寻求中医治疗，先到台湾又到大陆，奔波于上海、杭州、北京、石家庄，求助于各种离奇玄妙的中医理论，也打过气功治疗的主意，几乎可谓“急病乱投医”。而在白先勇，却是“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其情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