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一半是土 一半是水 4

许戈辉:所以会有《谪仙记》里李彤那样的命运,就是最后投水自尽?

白先勇:我想李彤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海外华人一种心灵上的漂泊感,离开了祖国、离开了这块土地以后,就好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有很多从大陆出去的新移民,一开始可能为了生活或是什么而奋斗,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情绪,但我想日子久了以后,可能那种对文化跟故国的乡愁,慢慢也就会深的。

许戈辉:您小时候生在大陆,又因为战乱到过很多地方,那您现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您觉得您的根在哪儿?  

白先勇:我的认同,我想不以地理为限;我的认同很多是文化上的,是几千年的中国古文化,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我抱有的是一种拥抱跟认同的态度。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认识白先勇,是从知道《孽子》开始的,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拜电视剧的成功所赐。这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绝对是很多人心目中“白先勇”的一块招牌。

尽管它刚刚于1977年发表时,对台湾社会来说实在是一本“怪书”,因为它所讲述的是一群有着特殊性取向的台湾年轻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亲情、爱情和生活中经历的悲欢离合。整个台湾社会对这本书“先是一阵沉默,后来虽然有些零星的言论,但也没能真正讲中题意”。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才多了起来。

对于白先勇来说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它所取得的成绩,也因为他自己,恰也有一段特殊的恋情。

其实《孽子》更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同性题材,而在于它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就白先勇自己来说,同性爱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话题。有一个人,始终在他的生命里,即使已离开了很久,但那段感情,却始终没有结束。

许戈辉:我读到过您写自己的一生挚友王国祥的文章。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你们在一起38年了,比我活到现在的年纪还要大。我一直在想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我看到您的文章里写小时候两个人相遇,就是那么简单而且充满童趣的一个过程,两个人都迟到了,都往楼上赶就撞到了一起,就那样相遇了。  

白先勇: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完全是凭着缘分;我想能够在一起——天下这么大,有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碰在一起,而且还会变成朋友?可能冥冥中有一种命运,我相信。

那篇文章叫《树犹如此》,就是我刚刚搬进买的房子,在院子里种了三棵意大利柏树。后来它们长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然后突然间,中间那棵就枯萎死掉了。

也巧的是,那时候我的朋友就生病了,后来就过世了。那是我们一块儿种的树,所以我那篇文章叫《树犹如此》,也是在纪念他。

1989年,王国祥的白血病复发了。他们开始艰难求治。

王国祥曾在大学的时候得过白血病,那一次好运地凭着一份中医药方而治好。然而这一次却不见效,王国祥只能依靠输血维持生命。白先勇次次开车接送他去医院,陪他在医院里熬过艰难的八小时,也心疼着挚友坚韧地与极大的痛苦对抗。

为了求到救治之法,白先勇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一面在美国为王国祥寻求良好的西医治疗法,一面也积极寻求中医治疗,先到台湾又到大陆,奔波于上海、杭州、北京、石家庄,求助于各种离奇玄妙的中医理论,也打过气功治疗的主意,几乎可谓“急病乱投医”。而在白先勇,却是“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其情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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