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他还有一句名言：“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这些话虽然大家耳熟能详，但真正领会和切实做好却并不容易。譬如，什么算是“多谋”？怎样才能“善断”？如何看待“出主意”以及怎样尽量出好主意而不出馊主意？这里面就大有讲究。有的干部既不调查研究，也不集思广益，凭自己拍脑袋或一时心血来潮就出各种主意。“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而且一切都得遵循自己的意志办事，甚至认为“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只要自己想做的，别人不能随便逾越；只要自己发的命令，一概要求别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为这样才算尽到了领导者的责任，彰显了领导者的权威。这样做，其实与毛泽东同志提倡“多谋善断”和“出主意”的初衷恰好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即使在民主意识极端缺乏的封建时代，人们也觉察和意识到政治生活中完全凭长官意志处理公务的弊端与危害，清人觉罗乌尔通阿在《居官日省录》中便提出了“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的命题，认为一个高明的官员，并不一定要所有的谋略都出于自己的意念，而在于博采众论，择善而从。
较早指出处理政务“每事皆自决断”之不足取的，大概要算是唐太宗李世民。一天，唐太宗问尚书左仆射萧瑀：你对隋文帝怎么看？萧瑀回答说：隋文帝“勤劳思政”，每天坐朝，从早到晚，“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唐太宗不以为然，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接着，唐太宗强调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他还进一步算了一笔账：即使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仅凭个人一己之力，每天处分十件事，五件做得很好，那还有五件是没有做好的。一天做错五件事，“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贞观政要?政体第二》）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把能否听取群臣意见而不独断专行，提高到政权存亡的高度，这大概是唐太宗能够成为史上少有的明君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