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81123，《党风廉政建设》2009年第7期转载。
大约从西晋时起，官场中就流传着“清、慎、勤”是“居官三字诀”的说法。清代的康熙皇帝曾亲笔书写此三字赐给大臣，以为倡导。清人在解读这三个字时，普遍认为“清者，大节”，“三字之中自以清为第一义”。这里所说的“清”，就是指清正廉洁。
清廉的另一极是贪黩。在现实生活中，一则由于封建政权的性质与人民群众相对立，二则由于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则由于政治运作机制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封建官员中贪黩行为极为普遍，贪赃枉法现象比比皆是。正像有的书中所说：“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虽在上者日言惩贪，而实有不能苛求之势。”（徐世昌：《将吏法言》）这种状况，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政局的动荡。
因此，一些较有作为的统治者，总要努力设法倡廉肃贪，整饰吏治，以稳定统治秩序，巩固统治权力。拿前面提到的康熙皇帝来说，就曾在上谕中多次强调“官以清廉为本”，“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康熙政要》，卷15）。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坦率地说：正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贪黩现象，就更应该大力提倡清廉。“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也，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同上书，卷13）
为什么把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把惩贪奖廉作为治天下的要务？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官员的贪黩行为危害极大。清代各色“官箴”类著作，对此有着十分详尽深入的论述和揭示。
从自身修养的角度讲，大凡官员一涉贪贿，整个人的品德人格就会全线崩塌，变得猥琐污浊，再也无一丝正气可言。“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知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19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从断案执法的角度讲，贪赃必定枉法，一旦贿赂公行，就决不可能再有公正、公平之存在。对贪官们来说，“生死曲直，不断之以法，而断之以赂”；只要利之所在，就可以“曲直倒置，生死任意”（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卷1）。这样，必然是横暴者肆行无忌，受害者告诉无门，冤抑遍地，公理荡然。所以，人们总结经验说：“人须心中无欲，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为平之本。吏多不能廉，亦不肯廉，故动多不平之事。”（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卷1）
从民生的角度讲，贪黩之徒，穷奢极侈，欲壑难填，势必朘民之膏，吮民之血，敲骨吸髓，苛征暴敛。为满足一己之私利，不惜让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我以之适口，民以之浚血；我以之华体，民以之剥肤；我以之纳交游，民以之鬻妻子；我以之遗子孙，民以之损田庐；我以之恣歌舞，民以之啼饥寒。”（乔立君主编：《官箴》，543页）结果是民不聊生，众怨沸腾。
有所谓“一贪生百酷”之说。贪官与酷吏，往往是一身而二任的。贪官们大抵都“逞志作威，严刑聚敛，贱民如粪土，疾民如仇雠”。原因何在呢？其实也很简单。有人分析说：“凡受贿，则必酷。彼以为不用严刑，则群情不惊，货贿不来也。受贿，则必横。彼以为不颠倒曲直，则理胜于权，人有所恃以无恐也。受贿，则必护近习，通意志。彼以为不虎噬成群，则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则过付无托。”（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