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平曾经与人合写过一本日文书《超越中日对立的发信力》，讨论媒体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两个国家。
“当然，你也许会说，我在日本批评日本，在中国赞美日本。这其实并不矛盾，我是对症下药，而且节制有度。像《新周刊》对日本的赞美，在我看来有过度美化之嫌。”蔡成平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想起李小牧给加藤嘉一写的公开信，他批评加藤嘉一是“在中国批评日本，在日本批评中国”。
至于街头上的日本右翼，我所谓“喇叭主义者”，蔡成平认为日本其实没有多少右翼，事实上日本民众对他们的行为也非常反感。
我们的话题信马由缰：比如日本的宗教自由——虽然麻原彰晃制造了毒气案，但日本并没有取缔奥姆真理教；池田大作因为创价学会（孕育了公明党）而成为日本隐性的首富；丸山真男和梅忠棹夫对日本思想史的贡献；梁启超的速成日语《和文汉读法》导致许多对日本文化思想的介绍不准确……
紧接着，蔡成平问了我一个问题：“日本人在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只是表面上看不起日本人，那么到底谁的歧视更厉害呢？”
我说我很少从整体性上去思考类似问题，因为人有差异性。当然，某种倾向性可能是存在的。比如说中国人表面上讲集体主义，而实际上更在乎私力救济。这也决定了许多中国人虽有一种基于历史创伤的集体性反日情绪，而一旦他有了一位日本朋友，便忘了这是所谓“敌国”的国民。简而言之是“具体交往，抽象反对”。从这方面说，中国人并没有坚定的反日情绪。
另一方面，如今中日之间的互相憎恨，有一些也可能和“疤痕效应”有关。有个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在每一位志愿者的左脸颊上涂抹了令人生厌的疤痕，并让他们照了镜子。当志愿者记下自己可怖的“尊容”后，心理学家收走了镜子。紧接着，心理学家表示为了让疤痕更持久，他们需要在做好的疤痕上涂抹一些粉末，事实上心理学家只是借机除去了志愿者脸上的假疤痕。在一切安排妥当后，志愿者被分别带到了各大医院的候诊室，装扮成急切等待医治面部疤痕的患者。候诊室里人来人往，全都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志愿者在这里可以充分观察人们的种种反应。实验结束后，志愿者们向心理学家陈述了感受。许多人都表示自己受到了歧视，甚至为此怒不可遏，然而事实上他们脸上什么疤痕也没有。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也是这样的吗？他们想象自己被别人歧视或憎恨，于是将这种歧视与憎恨还给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一来二去，就变成了互相憎恨。
聊了两个多小时，由于后面还有事，我起身告辞。临走前在咖啡馆旁边的书店里买了本古市宪寿的书，我想了解日本年轻人的想法。古市生于1985年，就读于东京大学，已经出了几本书，和加藤嘉一一样，算是日本的后起之秀。古市出版的《绝望国里的幸福青年》曾经引起热议。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约他谈谈。要是加藤在，相信效果会更好些。
下午去了日比谷公园的野外音乐堂，17：30这里有一场主题为“护宪非战”的抗议活动。昨天约好了王琳给我做翻译，在涩谷碰面后我发现她显得有些兴奋。在日本待了六年，她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活动。
日比谷公园树林繁多，更像是一个养生场所，而非抗议之地。然而恰恰就是在这里，发生了1905年的“日比谷烧打事件”。数以万计的东京市民抗议日俄议和，要求同俄国人血拼到底。会后，狂热的市民捣毁了《国民新闻》报社，放火焚烧内务大臣官邸以及许多派出所。当时日本国民的好战与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的日比谷公园仍是表达民意的重要公共空间。前不久，在反对通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市民团体“阻止战争千人委员会”组织的集会上，大江健三郎就警告，如果解禁的话，就会让日本跟着美国去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