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主题日记，它历时性地记载了我在日本几个月的生活。书中不仅贯穿了几个固有的思考主题，而且详细记录了我在日本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主题渐渐增多，就像流瀑从山上的峡谷飞出，散开，至潭底而浪花四起。
我喜欢文森特·梵高的绘画，这源于一种审美上的需要和心灵上的激情。我的写作也因此不时浸透着这种绘画风格。我用文字画出若干轮廓并涂上异彩纷呈的色块，只求它们热烈、具体却又不令人窒息。我每写一篇文章，通常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放几天，像是画家等待油彩风干了之后再画。
右翼抬头让日本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很幸运，刚到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对石桥湛山的寻访。我试图以他为契机寻找日本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原本想以石桥湛山为中心写一本关于“小日本主义”的书，但随着寻访的深入，我很快发现还有更多内容需要记录，比如新宿自焚案、西山案、守卫和平宪法第九条、右翼人士等。有关石桥湛山的追问也因此退而成为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但不再是唯一的线索。
读者会注意到，对石桥湛山的历史访问接续了我过去寻访罗曼·罗兰、宋教仁、胡适和董时进时的所有热忱。历史有如迷宫，对那些被淹没的人物的寻访常常让我豁然开朗。石桥湛山让我明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在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二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滑入十五年战争（1931-1945），这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结构。当战争结束，后者开始占上风，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本将其经济版图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桥湛山及其背后的小日本主义传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不得不承认，我心目中的石桥湛山把自由主义与中庸之道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在日本对外扩张领土时，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满洲，努力开发本土资源和国民的脑力；当日本深深地卷入太平洋战争时，他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当美国占领日本时，他希望日本不丢掉其根本，不当美国的附庸当别人认为他道义讲得少而功利讲得多时，他承认这种功利主义是双向的——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对方是否得到益处，否则任何功利都不可能长远。他像涩泽荣一所追求的那样，“一手论语，一手算盘”，道义与功利相得益彰。
罗曼·罗兰的和平主义没有阻止欧洲混战，宋教仁的议会政治与宪政设计倒在了中华民国的血泊之中。当胡适和董时进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新中国刚刚经历了无比惨痛的一页。历史可以凭悼，却无法绕过苦难重来。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除了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更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而我对现实的寻访，也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就在历史之中。我亦相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在那里，只有黑暗而绝无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