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富人为了自身利益实行统治，就是穷人为了自身利益实行统治（这便是亚里士多德面前的民主政体）。亚里士多德将民主政体定义为贫民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统治，这个事实的时政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只是说出了他的所见所闻：古希腊民主政体正在被阶级斗争所粉碎。这一后果一点也不让人吃惊。
真正的自治，正如古希腊人所实践过的那样，要求公民完全献身于公共事业。自我统治意味着用毕生的时间去统治。“公民……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国家，战时献出鲜血，平时献出时光；他没有抛开公共事务照管个人事务的自由……相反，他必须放下自己的事，为城邦的福祉而工作。”这种信条所要求的卷入政治的程度如此之深，造成了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衡。政治肥大症造成了经济萎缩症：民主愈完美，公民愈贫穷。因此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为了弥补财富生产之不足，不得不去没收财富。因此，这种古代民主制似乎注定要毁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因为它是用损害经济人来制造政治动物的。古希腊的经验孕育了一种“彻底的公民”，这就弄巧成拙了。
以上所述暗示着一个需要考虑的事实：间接统治的制度具有一些我们过分地倾向于贬低的优点。首先，多层次、多滤层的政治决策过程，恰恰是靠它的间接性才获得了靠直接性不可能获得的防范力和制约力。其次，直接民主带来的是零和的政治，而间接民主为正和的政治辟出了场地。第三，由于制度的功能性失衡，古代民主政体下，富人与穷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是如此。而在今天，战争式政治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已不存在那种失衡。
稍加说明，第一点会更为明显：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简单——从这一点上说——也最粗糙的结构：它实质上是由“发言权”组成，不允许甚至从未想过设个“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具体地说，古希腊的制度不能从重要信息中筛去无聊的噪音和从长远需要中筛去眼前的一时兴致。第二点，零和的政治现在已为我们所熟知了。第三点则需要多费些笔墨。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为了活着而不得不劳作的人不能成为公民。而卢梭在回顾了古希腊人中“奴隶才做工”（因为“人民主要的所有就是他们的自由”）之后大呼： “什么？不靠奴役就不可能实行自由？也许吧。两个极端碰一块儿了。”如今，这种极端不再碰到一块儿了。的确，富足的社会经常使人坚信，人类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大家都获得了不劳动的自由。果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箴言不应该颠倒过来吗？不应该说我们现在可能都是些没有经济损失的专职公民吗？哦，不。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劳动就不会产生富足，而无结果的劳动则会使我们陷入贫困。我们也不能排除再度复发的政治肥大症难保不会再造毁掉古代民主的失衡状态。把一切都塞给政治，其他的活动（功能）就必然成为多余，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重新把负担转嫁给政治会使事情更好。
这里还有个可行性问题。由于我在本书许多地方已详细讨论过这一点，现在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直接的真正自治不能停留在想象上，它要求相关的人民实际到场和参与。隔着一段距离的直接民主和人不在场的有意义的自治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卷入的人越多，他们的参与效力就越小——其结果是一个消失点。因此，如果直接民主涉及广大的领土和整个民族，它就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信条。我同时还认为，电子操纵的“公决民主制”虽然技术上可行，但它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而且十有八九是自杀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