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渐渐地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住惯了。
至6月底，他从郊外香山搬到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已经有半个月了。开始时，他很留恋香山淡雅幽静的双清别墅。尽管他住在双清别墅时，在住房里曾发现过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也发生了接收过来的傅作义部队两个营冲击香山的事件，但还是喜欢住在那里。
因为筹建新中国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需与代表们日夜研讨制定共同纲领，他只好于6月15日下午搬进城里，住进了菊香书屋。相比起来，他不喜欢瀛台建筑的金碧辉煌、飞阁流丹，却觉得丰泽园里建筑的古朴敦厚、不尚华丽而适合自己起居。后来，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过，他还是很喜欢康熙皇帝为菊香书屋所作题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
党中央从3月25日迁到北平，掐指算来，到6月下旬就满三个月了。在这短短三个月里，形势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接着又连续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的中心城市，人民解放军正在江南前线乘胜追击。新政协筹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形势发展虽快，但局面却极为错综复杂。2月初，斯大林虽然派了米高扬来访问西柏坡，同我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正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搬家迁往广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发来电报，劝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轻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国干涉。在占领南京后，苏联各主要报纸虽然都加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宣传报道，但苏联政府随即又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开始谈判，罗申大使仍继续留在广州。
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后，他满含激情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就有隐有所指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就曾提起渡江前这些旧事。
在此同时，早在南京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在到处找中国共产党人拉关系；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又继续逗留在南京观望。这些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虑。本来，在3月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是否会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作出过基本估计：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
但是，根据这些新情况，如果能有通过外交渠道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接受现实的立场，抛弃众叛亲离、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与党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出兵干涉与外交不承认充分考虑在内之外，也采取了灵活、积极的态度，因而他曾于4月28日，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华东局负责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见《毛泽东年谱》1949年4月28日的活动记载）
这样，就产生了在南京黄华与司徒雷登的非正式接触。为此，他日前刚刚同意通过燕大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北行访问燕大，他也准备在北平见一见这位燕大老校长和原美国驻华大使。
因此，在准备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讲话稿中，明确地提醒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同时，他还写了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