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政治心理学家在致力于考察领导者的人格失调时，使用的是广为接受的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的诊断标准，以指导和建构他们对领导者人格与行为的分析。
弗洛伊德和一般的心理分析受到了无数的批评。的确，对于弗洛伊德的批评是如此广泛，所以，霍尔和林赛认为，“从来没有心理学理论像心理分析一样，受到如此的探究和尖刻的批评。弗洛伊德和他的理论受到攻击、斥责、嘲弄和诽谤”（Hall & Lindzey,1970:68）。在更为正当的批评中，有一些批评指向了实证性问题。实证性问题来自这样的事实：弗洛伊德的研究没有受到控制，而是依赖他对同病人进行的治疗性交谈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是在事实发生之后才记录下来的。他的发现是个人结论，没有原始资料。而这些结论由于某种事实的影响会受到偏见的影响，那就是，他依靠的是自己对于交谈的回忆。他寻求结论的方法并不明确，“对于他的实际发现，不存在定量的或者定性的系统表述”（Hall & Lindzey，1970：69）。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和一般的心理分析所做的第二种批评是，它不能够接受实证检验。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的理论大部分以难以观察的抽象观念为基础。另一部分原因是，在理论上，有如此多的可能行为可以作为一个人具有心理分析方面的问题的表现。比如，我们可以回想对于斯大林的妄想狂人格的研究。如果直接对立的行为模式可以产生于同样的心理分析条件，就会形成难以检验、因而也难以证伪的假说。作为这些批评的结果，也由于对于无意识的重要性的不同认识的出现，一些补充性的人格理论出现在心理学中。我们现在转向这些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