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西方的人权思想值得我们贯彻与推动，但也不能忽视我们文化长期以来的影响。过去的文化不能谈死，也不能说坏消息，传统告诉我们和病人谈死是不孝也是不敬，使得许多人面对晚期病人只能强颜欢笑、若无其事，或说些隐瞒的话。
这是我们社会形成已久的做法，虽不合理，同时也导致许多病人死时还不知自己为何而死，但我们不能忽略因为文化的影响，有许多人尚未有足够的准备与承受力来聆听非常坦白的告知。如此，不仅多蒙上一层阴影，也造成病人在极度恐惧下的退缩与自我封闭。
我也遇过数次这种文化与疾病告知之间的冲突。
有一次，我突然面对一位病人的号啕大哭。那时，我正在关心他对面病床的病人，被这位病人的大哭吓了一跳，我隐约感觉似乎和刚刚离开的一群医护人员有关。我急忙告诉我正在关心的病人，我必须暂时离开，先关心那位正在哭的病人。
我急急忙忙来到病人的旁边，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轻缓地问：“阿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哭得这么伤心？”阿伯哭得惊天动地地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哇……哇……”
我想知道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但又担心病人现在的状况很难静下来对话，所以我决定先处理情绪：“阿伯，我看你好伤心好难过，先哭一下好了。”
病人继续大哭：“我完了，我要死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等他情绪较为缓和之后，问他：“阿伯，你是听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了吗？不然你怎么会认为自己完了，要死了？”
病人带着哽咽的声音说：“刚刚医师跟我说的啦！”
我听后颇为震惊，这个病房虽不是每个医师都受过疾病告知的训练，但据我了解，病人的主治医师是一个满有耐心与爱心的医师，再加上其他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应该不会太草率地告知病情才对。
我进一步问：“阿伯，我想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医师是怎么说的？”
阿伯还是哽咽，但语气较为镇静了：“他说：‘你是得了不会好的坏病。’”
“他还讲了什么呢？”我继续问。
阿伯摇摇头：“他就只有这样说。”
“只有这样？”我再次确认。
他点点头。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的说法还算温和，虽是告知实情，但并没有说些恐怖与令人惊骇的字眼。我的紧张与忧虑因此解除不少。我温和地说：“阿伯，听到医师这么说，让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我时间不多了，还有好多事没有做。”病人有点懊恼。
我回应：“你听到医师这么说一定很担忧，过去你从来没想到自己的病不会好，是不是？”
病人点点头，皱着眉头说：“是啊！我的孩子们总告诉我，我的病会好，医师会有更好的药、更好的治疗方法让我的病康复。”
“你很相信你的孩子们。”
“是啊！但是我住院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问他们为什么还不能出院，他们就叫我不要想太多，不要往坏处想。”
“那么，今天医师是第一次主动跟你说的啰！”
病人叹了一口气：“不是，是我问他的，我趁女儿出去买东西，没人阻挡我，然后自己问医师的。”
我不禁吃惊地睁大眼睛：“你主动问的？”
“对啊！我看每次问都问不出结果，干脆直接问医师好了。没想到，结果是我……我快要死了……”阿伯说到伤心处，又开始大哭。
“阿伯，阿伯，我想知道问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吗？”我一边轻拍着他的肩一边问。
他大力地点着头：“当然重要啊！我若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很多事我要尽早安排啊！”
“要是重来一次，时间退回去，这一切还没发生，你是想知道还是不想知道？”
阿伯被我的问话吸引住，突然停止哭泣，非常认真又笃定地说：“当然是要问的。”
我微笑着说：“所以，你不是后悔为什么要知道，也不是不想知道，只是，当确定自己的病不会好了，我们都会吓一跳，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对不对？”
病人点点头，深表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