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警方的记录还表明，邓小平和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两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有一份密报说，他们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然而，怀疑邓小平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青年党的领导人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中共都不赞成政治谋杀，而且这几个被指控策划谋杀行动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很清楚他们当时正受到法国警方的严密监视，应该不会采取如此轻率的行动。因此，对他们的怀疑和指控看起来更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声誉。
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牒，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住处。1月8日清晨，巴黎警察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小平与另外两个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事实上，当法国警方冲进邓小平的房间时，他已经离开巴黎，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此前，邓小平早就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1925年圣诞节前，他就通知他的雇主雷诺汽车厂，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躲避法国警方的抓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法国警方搜捕他住处的前一天。结果，法国警方的抓捕行动落空了，他们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并对他们发出了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但他们当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的时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渴望学到有用的工业技术，急于找到中国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和强盛。但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而在他离开法国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已经在曾经做过的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随后做党团杂志的编辑，并成为中国留学生和工人的宣传员，同时又是党的支部的负责人，虽然这个支部很小，只有几个人。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怎样在警察的监视下和政敌的非议声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离开法国15个月后，他回到中国，投身于中国革命和政治活动的洪流中，他所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这段岁月究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显然，这段经历形成了他的国际观。与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中国的观念不同，邓小平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他还很强调以下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除此之外，法国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后来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法文，至少是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或者法国的工程与建筑有多大的兴趣。他甚至也没有什么法国朋友，因为无论是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他有法国朋友的记载。当时，一些勤工俭学的学生或者是通过在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所办的夜校，或者是通过住在法国人的家里，或是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问题等方式，逐渐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法国人。但邓小平似乎并不喜欢这么做。
然而，不管置身何地，邓小平的性格应该是他16岁到21岁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形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当时小小年纪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任何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不会在那么年轻时就具备了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他当年的两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邓小平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第二张，即贴在雷诺汽车厂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