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与北大人 (2)

胡适先生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宽阔的心胸。一副阔边眼镜,一副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地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房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得像小山一样,直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堆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嘛,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看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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