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所闻，伍先生早曾一度对军人生活起过疑问：一个人究竟应该不应该做军人？此一疑问起于何时，是在陆大学习时，抑或在陆大担任教官时，现在不易查清楚。但其辞去陆大教官，确先于辞科长一年余。即是辞教官在1915年春，辞科长在1916年秋。所有职位先后辞脱，一家人生计断绝来源，这是何等事？这勇气不是平常人所有。平常人迫于谋生，在世俗种种需求上忙个不了，就把一切看作当然的，不起疑问，顺流走去，没有什么不安于心。偶然受到刺激，引起反省，萌露反感，亦如电光一闪，在环境压迫下，难得持续思索，追求究竟。人们一生大都这样混过去。然而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明且强的人——如伍先生——却每每疑闷不解，萦绕胸际，不容自昧；当其积闷成痗，便真有活不下去之苦，那只有摆脱眼前束缚，屏除百事，在维持此命不绝之前提下，专心致力于寻求真理功夫，务必得一安心立命所在。……一切一切要待自己有了安心立命处再说。
他正是在世俗所求都不成问题后，内心才开出空隙来，大大透露了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怀疑寻问。质言之，伍先生之弃官求学颇有似于释迦牟尼当初舍弃其正宫太子的生活而入山求道，要都从其对人生有绝大感触，不得自安而来。
据伍夫人黄敬如女士谈，伍先生弃官求学之意萌露很早，早在他们结婚之前。当其怀有弃官之念，原亦不打算结婚。那时他已经各处求师访友而尤多亲近广济寺清一老和尚（此老为禅宗大德，湖南人方表曾为作传，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亦叙述及之。）据说其结婚还是听从老和尚之劝的，惜乎不知其详。当他以辞官征求伍夫人意见，伍夫人表示一切听他自己决定，她不会因为怕吃苦而妨碍着他。这又是很难得的。
当他辞官之先，亦曾和朋友知交讨论过，朋友中初无一人赞成其事。但辞官之后却因朋友们资助得以度日。这就是张孟新（国元）、冯竹贤、李任潮（济深）或尚有冯祝万等几位先生，每人每月各出银币五元。他们原都是班次稍后的陆大同学，又都是广东同乡（李虽为梧州人，其实何异于广东同乡），又都任职陆大教官，而且同住于礼路胡同陆军大学宿舍的。他们平素都钦服伍先生，其后又都常听伍先生谈学的。（详后）
辞官后便不能再居住公家宿舍，且须紧缩用度，夫妇一迁再迁，末后迁至伍夫人的母家同住西直门内火药局七号，一直住到1921年8月伍先生挚眷回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