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据我所知,中国有不少学人起初对伯林的著作兴致盎然,但后来又听说伯林“在哲学上的浅薄与混乱”便束之高阁,不再深究。你为什么如此推崇伯林？
里拉：我对伯林的偏爱与敬重并不是因为完全认同他的论点。实际上，我对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及其对“反启蒙”思想家的阐释也有保留，甚至有相当尖锐的批评。参见里拉：《狼与羊》，载《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第28—38页，以及讨论部分，第53—63页。但我认为，伯林敏锐地洞察到启蒙理性主义与自由多元主义之间的紧张，这仍然是我们时代最为深刻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伯林与阿隆和舍勒姆一样，对人类的政治激情力量，特别是这种激情如何在宗教中获得表达，以及将这种激情导向健康目标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理解。伯林与阿隆实践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责任政治”（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说，他们总是追问自己：如果处在权威的位置上他们将会做什么？这使他们免疫于歇斯底里、乌托邦主义、狂热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他们敏感于政治的限度，懂得最终需要运用公共权力来防止人类更可怕的灾难，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塑造人类或整个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相信我已故的导师史克拉所说的“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就是在政治中要努力防止灭绝人性与残忍，这比达成某种人类理想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以“亲暴政的知识分子”作为核心论题，来处理20世纪几位最为重要的思想家，虽然我对其中的几位怀有深刻的敬意，但我更倾心于苏格拉底的教诲：哲学生活之所以是一种“高贵的生活”，是因为它对自身的暴虐倾向怀有最高度的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我而言，伯林是比施特劳斯重要得多的人物，而且伯林有助于我们理解施特劳斯思想（如果被当作一种政治方案）中的某种危险。施特劳斯认为，我们需要把握的根本区别在于古代与现代（所谓‘古今之争’），他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整体。而伯林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代性内部的紧张——启蒙传统与反启蒙传统之间的冲突，这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冲突之所在。我也认为，许多自诩为施特劳斯派的那些人实际上正是屈从于反启蒙的悲观主义，再借“思古之幽”来投射他们自己的这种悲观主义。而我感到，比之施特劳斯的思想，伯林的思想对“当下的激情”是更为可靠的指引。
刘擎：然而，反对“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这不会是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吗？不是反映了某种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偏见吗？我的一位同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教授对《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写过评论，罗岗：《无法摆脱“黑洞”的思想“宇宙”：〈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读后》，载“世纪中国”网。文章批评你“把自由主义所界定的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共识为前提的‘现代性’视为唯一真理”，因此“将所有批判、质疑和反抗这一‘现代性’的行动与实践称为‘暴政’，牢牢地钉在了历史和道德的耻辱柱上”。这使得你在对所谓“亲暴政的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忽视了“思想与社会语境的对应关系”，其思想史角度的阐释也“被自己的‘定见’和‘偏见’所束缚，非常化约地把复杂多变的思想路线引向既定的目标和结论”。你对此有何回应？
里拉：我不能确定这与所谓“定见”与“偏见”有什么相干。我从来没有假设过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是政治与经济生活唯一正当的形式。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相信这种信条，而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并不总是可能的，甚至并不总是明智的，也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不完善的，而改进总是可能的。我当然承认资本主义所有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目前的形态。但是，我的确怀疑那样一种人：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计划，宣告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人性的全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