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公平地说，在当时你对维柯的研究受到了施特劳斯教导的启发（虽然并非以施特劳斯之眼来解读维柯）？
里拉：是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施特劳斯的确常常萦绕于心。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也从未远离我的思考。但是，虽然施特劳斯强调“启示与哲学之间的对峙”以及“罗马与希腊之间的紧张”，他并不是第一个着重于此的学者。正如他自己一直坚持主张的那样，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为止，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思想史研究中是平常的主题。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试图在施特劳斯所描述的对峙与紧张中增加一种复杂性，因为施特劳斯很少对基督教予以特别的关注。对我而言，维柯作品的两极不是施特劳斯的雅典与耶路撒冷，而是罗马与伯利恒！
刘擎：在什么意义上，维柯的反现代思考对于今天、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具有相关性？他的一些想法，比如在政治中“驯服哲学”以及对“反思的野蛮”所做的批判，对我们批判性地理解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政治）有何益处？维柯政治思想中有什么我们应当予以警觉的危险？
里拉：对我来说，维柯仍然是一个有待于不断研究的“个案”，我们得以从中探查：当一个思想家为当下的衰败而忧虑并将他的忧虑投射于一种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时，那将会发生什么？施特劳斯（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在他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表现出同样的倾向。研究这样的思想人物有助于我们怀疑形形色色的历史哲学，并深入到作者自身的时代与关怀之中去探寻这种历史哲学的渊源。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有助于读者获得一种“抗体”，以防疫宏大历史叙事的诱惑，因为这种诱惑仍然持续地在激发当今的知识分子，并经由他们，鼓舞各种政治运动。
刘擎：《维柯：反现代的创生》这部著作的英文版最初发表在1993年，至今已经有十五年了。但我似乎感到，这本书中的一些主题在你后来的写作中在不断地深化展开，从《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直到《夭折的上帝》。回顾地看，你对维柯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此后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
里拉：你看得很准，我的确是在不断地回到一些相同的论题——有时我感到自己像一只反复咀嚼同一块骨头的狗！这块“骨头”到底是什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说，这是（一般意义上被构想的）启蒙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主要预设是，知识总是好（善）的：我们可以辩论什么构成了真正的知识，也可以辩论什么构成了善，但是这种等同（将知识等同于善）却是被普遍认定的。但在这种传统中也存在着对立相反的声音——质疑这种等同的存在，重视前理性与潜理性，忧虑人类的好奇心，而迷醉于人的纯真无知。所以，西方传统中存在着一种潜伏的却是生生不息的反启蒙声音，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反启蒙的声音之所以值得重视，既是因为其主张，也是因为其魅力向我们揭示出关于我们自身的某些东西。我在《夭折的上帝》中处理了宗教与政治领域中始于19世纪的反启蒙的诱惑。在下一部著作中，我打算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处理这个问题，着手考察一种强有力的理念——我们越是无知，我们就越幸福。
刘擎：论述维柯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我感到你后来的作品在文体上变得更为通俗，似乎有意识地要面向更宽的读者群。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这种变化的动机是什么？
里拉：实际上，当年我在纽约做编辑工作时，就学着如何针对普通读者来写作。我认为这种写作是更为困难的，它施加了一种学术写作所不要求的智识规约。当你要用清晰通俗的语言向非专业读者表述你的论证时，论证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反而会更明显地暴露出来。我尽力采用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一种方式，他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只小木驴，它的头颈上刻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也必须能理解”（Ich auch muβ es verste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