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52年写道：“世界日益没有希望……历史的本质越发神秘……所剩下的唯有顺从。尽管万物中都有着来自外部的威胁，我仍然看到了新的——或者，更好的——古老‘秘密’的来临。”
因为看不到阿伦特20世纪50年代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件，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她对上述信件的回应。她对雅斯贝尔斯抱怨过，说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难以做到完全坦白，还说他们不可能对本质的问题——纳粹时期——有共同的理解。雅斯贝尔斯表示赞同，解释说海德格尔“真的不了解，也不打算了解是什么样的魔鬼驱使他做了那些事情”。海德格尔显然希望阿伦特能够促成他与雅斯贝尔斯的和解：“你是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那个真正的 ‘与’（and）”，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实际上，阿伦特在1956年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提及，雅斯贝尔斯曾经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她与海德格尔断绝联系，但她不愿这样做）。
20世纪50年代之后，海德格尔的哲学声誉再度上升，尤其在他的反映个人哲学转向的著作得以发表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阿伦特一到欧洲，依然会去拜访海德格尔一家，送他们礼物，并着手安排《存在与时间》的英译。但他们之间联系的强度开始减弱，或许是因为海德格尔不再需要她，又或是因为某些无法言明的事情，这些事令阿伦特裹足不前。但是她从未忘记从海德格尔那里获得的智识上的教益，这一点在她成熟期的作品中表现得日益明显。当她最具哲学抱负的著作《人的条件》的德文版《积极生活》（Vita Activa）1960年出版的时候，她把这本书送给了海德格尔，所附的短笺上写道：你将看到，这本书并没有言明献给谁。倘若我们之间有圆满结果的话——我是说我们之间，而不是我或者你——那么我就会问你，我是否该把它献给你。它源自弗莱堡的最初时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源自你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仍然要以某种方式告诉你事情的真相。然后，她在一页纸上写下了如下献词，并把它放在文件中：
《积极生活》
这本书的献词是空缺的。
我该如何把它献给你呢，
我最信赖的人，
我依然忠诚于，
和已不忠诚于的人
一切全然是出于爱。
海德格尔从未对《人的条件》做出回应，这深深地伤害了阿伦特。正如她后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提到的，这也许是海德格尔对她以思想者自居的惩罚。在这一点上，她可能说对了。假如我们将阿伦特在该书中所要成就的目标考虑进去的话，那海德格尔的沉默就更好理解了。《人的条件》以海德格尔必定理解的方式，宣布了与他的哲学的基本方面——尤其是他对政治和哲学之关系的存而不论——的分离。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e），阿伦特试图将纯粹哲学与政治思考（thinking about politics）区分开来，后者需要自己的话语，遵循自己的规则。
1964年，阿伦特接受了德国一档电视节目的访谈，当采访者介绍她是一位“哲学家”的时候，她打断了：“恐怕我要对此提出抗议。我确实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我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相信哲学圈子已接受我。”这并非不实的谦虚之辞；她那时已然明了，哲学与政治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希望“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审视政治。
在采访者的继续追问下，她解释说，知识分子一般难以清晰地思考政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万物中都看到了理念的作用。她对采访者说，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知识分子，“虚构了关于希特勒的理念，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怕的、值得思索的事情！这完全是发人深省的事情！远远超出常态的事情！我认为，那是荒诞的”。在接下来提及思想家难免会“陷入自己的理念”时，她显然想到了海德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