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是命运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源自海德格尔后来所称的神秘“事件”（event），“存在”（Sein）在事件中发现了显露自身的处所（“此处”，da），这就是人类存在（此在，Dasein）的栖息之地。存在并不是一个只有超越人类经验才能到达的超验王国。对海德格尔来说，无论存在是什么，它唯有在与人类“世界”的关系中才能显露出来。在他看来，每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是一个“世界”。因而，存在着西方“世界”，也存在着木匠或农夫的“世界”。
然而，人类在时间的限度内栖息于“世界”：他们从历史中继承了传统，并将自身投射到未来，然后死亡。海德格尔的推理是，如果存在只是在人类世界展露自身，而人类世界则为时间性形塑，那么存在必定也依赖于时间。那就意味着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时间性：万物在时间内的展开。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得出这一结论，借助的是对暂时性的人类境遇和人类如何试图逃离时间性所做的精微而强有力的分析。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往往会在自己的世界中迷失自我并“遗忘”死亡，从而“遗忘”自己的世界。人在人群（“他们”）中随波逐流，进行无聊的谈话，让自己陷入平庸的日常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基本的存在问题及责任。我们是不真诚的造物：“每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无论如何，真诚性是不容易恢复的。它要求一个新的“定位”，一种针对我们的有限性展开的正面冲突，一种“真诚的向死而生”。它意味着倾听良知的召唤，展示对存在之彰显的“忧虑”（care）。而且，首要的是，它要求一种新的“决心”，这意味着“让自己从迷失在‘他们’中被召唤出来”。
对海德格尔关于真诚性和决心的修辞，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标准的解释是：《存在与时间》主要是一部本体论著作，是一种对存在的本质的探寻。除此之外，它还召唤我们要做回我们自己，不自欺欺人地、完全承担起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的责任。其他研究者则从这本书里看出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抗，对通过人类的决心、通过注重存在之召唤的更真的“世界”的诞生所带来的新时代的向往。正如海德格尔暗示的那样，如果“世界”是文化的乃至民族的体系，那么《存在与时间》就可被看作民族复兴的蓝图。民族复兴，这正是在该著作出版数年后，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寄予的希望。
关于这两种解释，都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疑难，这种疑难是与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及战后的思想转向糅合在一起的。在这一时期，海德格尔从以人的存在为起点对存在（Sein）与此在（Dasein）之联系的现象学分析，转向了以存在——无论存在的意义为何——为起点的分析。此外，他开始接受荷尔德林启示下的独特的神话式语言，将存在描述为向人彰显自身的神性。由此产生了以下严肃的问题：这种转向是否表征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变化，抑或（如他坚称的那样）它仅仅是一项终生使命的第二性的、辅助的部分？而且，这种转向让人们无从探究海德格尔意欲通过其哲学传达的政治教义（如果有的话），无法了解他最终是如何看待他本人在当代史上的这纵身一跃的。
在这次转向之后，后期的海德格尔很少谈决心与严肃性，而是更多地论及如何学会“自在”（let Being be）、接受“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态度，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用这个词来称“平静地遁世”。随着时间的流逝，海德格尔表现得不再支持存在论的决定和专断，而是成为西方“虚无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者，他认为“虚无主义”支持了肆无忌惮的任意性并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现代民主和技术（海德格尔认为这些都是虚无主义的表现）。
然而，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还是有着激情、迫切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