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时期是一个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到天宝初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武则天时期通过制举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进入仕途，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选拔人才注重其处理复杂问题的政治能力、政治经验，她虽然以文学取士，却不以文学用人，同时能够很好地把这些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武则天虽然给唐玄宗准备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但到这些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政治舞台时，唐玄宗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科举出身的官员本身的素质问题，从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中，不能找到真正能干、能解决问题的人。因此，开元二十三年以后，科举出身的人仕途不畅，能够做到高级官吏的少之又少，这种逆转，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前途。所以天宝初年李白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感叹。天宝元年，道士吴筠向唐玄宗推荐李白，李白被召进宫，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于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言壮语。李白被召入京后，供奉翰林，并没有被重用，他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天宝十一年，李白在《将进酒》诗中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前半句体现了诗人的豪言壮语，后半句则表现了诗人梦想不能实现的一种无奈。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比李白实际得多，不是单纯地发牢骚，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寻找自己的出路。例如到边塞去做节度使的幕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边塞诗人岑参曾写过“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名句。所以说天宝年间虽然还是一个梦想可以实现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梦想开始破灭的时代。
（二）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唐朝思想比较开放，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唐朝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把传统文化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子、集四部在以前也有人提出来，但是真正地作为一种图书分类，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分类还是从唐朝开始。唐朝对一般人的素质要求就是“博通经史，善属文”。唐朝非常重视经史知识，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素养，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深厚的经史知识。“善属文”，就是能不能写文章。所以写诗成为当时人们文化素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唐朝对于各种文化，包括外来文化、宗教文化，都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它的优点，都应该很好地吸收。唐朝社会生活也比较开放，这从当时妇女的服饰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妇女的活动空间也扩大了，寡妇可以再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