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新底层”还是“旧底层”，由于处于社会底层，他们都处于劣势。财富多寡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切断了“底层公众”与某些资源配置的联系，不但缺少富人有意或无意间“张扬”出来的体面生存，甚至时常面临权利受损的威胁。
作为“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姚洋认为中性政府、财政分权、新的民主化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务实态度共同导致了中国崛起的奇迹发生。然而，姚洋也并不盲目乐观，面对国富与民富的矛盾他开始忧心忡忡起来，国富的光环已不复之前迷人：
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没有感到收入的同等进步。而且，人们开始希望得到经济发展之外的福利改善，政府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已开始失灵。
更重要的是，政府持续提升GDP增长的努力往往以侵犯人们的经济、政治权利为代价。但百姓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其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
我们国度，行走得如此迅速，快到甚至来不及停下来看看它的子民，被其落在身后，踉踉跄跄，进行着怎样的生活与情感跋涉。财富版图骤然变化，现在中国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国富而民不富、贫富分化大有关联。或许，连底层民众自己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势追赶这个热火朝天的时代，谁该对他们负责任，谁没有理由对他们袖手旁观。
确定不移的是，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加深了底层民众的挫败感与被剥夺感，他们与富有者、为官者的对立情绪更为浓郁，群体事件爆发的频率越来越多。“中国模式”投下无数个影子，而其中之一——社会失范更多地遮住了“中国模式”原有的光亮。
2010年3月25日，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的8名小学生，在短短55秒内命丧郑民生刀下。错乱的激情生发出暴力冲动。然而，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一句话——“想不到会是他”。在邻居眼里，他曾经是“与人为善、尊老爱幼、稍显内向”的人。
暗藏着杀机的暴力与暴戾，穿插着被贫困刺痛的悲剧感。郑民生与三哥一家三口以及70岁的母亲“蜗居”在位于南平市某偏僻小区的不到61平方米的两居室中，他冬天睡客厅夏天睡阳台。42岁的郑民生，在持刀行凶前依然单身，谈过不下5次无疾而终的恋爱，症结大都出在“嫌他收入低，买不起房”上。2009年6月，在社区服务站工作的郑民生因为认为“自己受排挤待不下去”而辞职，此后再未找到工作。次年3月，身着白色运动服的郑民生持刀走向成群的小学生，13名学生倒在血泊中。
底层民众中有着强烈的改变其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冲动，一旦正常的流动渠道过窄甚至阻塞，导致社会动荡的因素由此滋生，也最有可能成为社会链条的薄弱环节。
霍普金斯有诗：“凡是出格、独特和稀奇的东西，只要是变化无常的，不知怎的，总兼有一点快慢、甜酸和亮暗”。细细咀嚼国富这道盛世大餐，除了可以大快朵颐的民族自豪感，也品出了几分如鲠在喉的凡人酸楚。
财富，去了哪里？
从国富到民富，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其间枝蔓错综复杂。当浩浩荡荡的GDP增长向人们的钱包奔流时，被不断分流，等到GDP真正抵达个人富裕这一终点时，已成涓涓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