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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朱镕基谈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
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有些当年曾困扰朱镕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国金融体系更为牢固，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被称作中国农村最有决定意义的“松绑”；社会保障覆盖更为广泛，机制更为完善……
关注民生，已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共识。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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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
共识之光：这个开放的时代需渐进、改良地前进
入世多年来，中国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娴熟地借力西方现代化，迅速与国际接轨，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大大缩减。很难想象，如果中国迟迟达不成开放这一共识，我们不知还要自吟自唱多少年，还要走多少弯路，万千繁荣的梦想可能被“闭关”碾作碎片。
一方面，我们以开放作为蜕变的关键跳板，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需不断锐意改革，建立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以适应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