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之派别(4)

唐代轻学校而重科举,取士用“明经”“进士”二科(明经科讨论经典,进士科策论应试),学者对于孔氏的学说不许违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汉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贾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

《仪礼·丧服》是当时所实用的,从汉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说也非贾《疏》所能包;这是特例。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时之旧,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诗赋以经命名的,也不许抵触孔、贾的主张;当时有人作“当仁不让于师赋”,将“师”训作“众”,就落第了。邢昺作《论语》《孝经》疏,拘守孔、贾所已引用的,已是简陋,那些追随他们的后尘的,更是陋极。宋代改“明经科”为“学究科”,这“学究”两字是他们无上的诨号。

在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的环境之下,时势所趋,不能不有大变动,因此宋代学者的主张就和以前趋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帜的人,首推孙复:他山居读书,治《春秋》以为三传都不可靠;这种主张,在唐人已有赵匡、啖助创议于先,孙不过推衍成之。继孙复而起,是欧阳修,他改窜《诗经》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辞》非出自孔氏;立说之中很多荒谬,因为他本是文人,非能说经的。同时有刘敞(字原甫)说经颇多,著有《七经小记》,原本今虽不存,但从别书考见他的主张,虽和注疏背驰,却不是妄想臆测。神宗时王安石治经,著有《三经新义》,当时以为狂妄;原书已难考见,但从集中所引用的看来,也不见得比欧阳修更荒谬;想是宋人对于王安石行为上生怨恶,因此嫌弃他的学说。王的学说,传至弟子吕惠卿辈,真是荒谬绝伦,后来黄氏(宋人黄朝英)有《缃素杂记》,把《诗经》看作男女引诱的谈论,和《诗经》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

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朱熹)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朱氏治经,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经,但是功不能掩过;现且分别指明:

一、《易经》本为十二篇,郑、王合《彖辞》于经,已非本来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陈抟的《河图》《洛书》并入《易经》——《河图》《洛书》由陈抟传至邵康节(邵雍),再传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经》;有清王懋竑为朱文公强辩,谓《河图》《洛书》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无谓了;因为朱文公对于道士炼丹之术,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参同契》(汉时道家书)作注释,在书上署名“空同道士邹炘”,“邹”“朱”双声,“炘”“熹”通训,他的本名已隐在里面了——这是他的过。分《易》是还原,为功很小;增《河图》《洛书》是益迷信,过很大;可以说是功不掩过。

二、朱文公从文章上,怀疑为《古文尚书》,开后人考据的端绪,是他的功,他怀疑《书序》(今文所无、古文所有)也是伪托,他的弟子蔡沈作《集传》,就不信《书序》,是他的过;这可说是功过相当。

三、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离骚》以美人香草比拟,也同此意。朱文公对于《诗序》(唐时《本事诗》相类)解诗指为国事而作,很不满意;他径以为是男女酬答之诗,这是不可掩的过。当时陈傅良反对朱文公,有“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行淫之具”等语。(不见于今《诗传》,想已删去)清人亦有指斥朱文公释《丘中有麻》诗为女人含妒意为不通者。

与朱文公同时有吕东莱(吕祖谦)治《毛诗》很精当,却不为时人所重。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二代中,经学一无足观,士子受拘束也达极点,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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