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在汉时称为传记的，就是《论语》和《孝经》二书。《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古论》是出自孔氏壁中的。何晏治《论语》参取三家，不能分为古今文。不过王充《论衡》称《论语》之《古论》有百多篇，文字也难解，删繁节要也有三十篇，而何晏说：“《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等，凡二十二篇；《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凡二十一篇。”篇数上又有出入。《汉书·艺文志》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曾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孝经》，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出自孔壁，汉代治《孝经》的已无可考，我们所见的是唐玄宗的注释。又有《论语谶》《孝经谶》二书，怪语很多，可存而不论。
宋代所称“十三经”，是合《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说的；这只是将诸书汇刻，本无什么深义，后人遂称为“十三经”了。《汉书·艺文志》扩充“六艺”为九种，除《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六艺”外，是并《论语》《孝经》、“小学”在内的。
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地相信古文。在汉代没曾立学官的，三国也都列入学官；因此今文家衰，古文家代兴。
三国时古文家的色彩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
《诗》——汉用三家，三国时尚毛；
《春秋》——汉用《公羊》，三国时尚《左氏》；
《易》——汉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三国只崇尚郑康成和王弼的学说；
《仪礼》——没有大变更；
《周礼》——汉不列学官，三国列入学官。
学者习尚既变，在三国魏晋之间，所有古文家学说都有人研究；就是从前用今文家的，到此时也改用古文家了。
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杜预《春秋释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东晋时梅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
《毛诗》——南北无十分异同；
《左传》——北尊服虔，南尊杜预；
《尚书》——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谷梁》（《公羊》用何休，《谷梁》用范宁），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学”【注释】“北学”【注释】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注释】南学：南北朝时南朝的经学。承魏晋学风，兼采众说，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又受佛教影响，是宋代理学的渊源。
【注释】北学：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学风保守，撰述亦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