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之派别(3)

又有在汉时称为传记的,就是《论语》和《孝经》二书。《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古论》是出自孔氏壁中的。何晏治《论语》参取三家,不能分为古今文。不过王充《论衡》称《论语》之《古论》有百多篇,文字也难解,删繁节要也有三十篇,而何晏说:“《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等,凡二十二篇;《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凡二十一篇。”篇数上又有出入。《汉书·艺文志》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曾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孝经》,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出自孔壁,汉代治《孝经》的已无可考,我们所见的是唐玄宗的注释。又有《论语谶》《孝经谶》二书,怪语很多,可存而不论。

宋代所称“十三经”,是合《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说的;这只是将诸书汇刻,本无什么深义,后人遂称为“十三经”了。《汉书·艺文志》扩充“六艺”为九种,除《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六艺”外,是并《论语》《孝经》、“小学”在内的。

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地相信古文。在汉代没曾立学官的,三国也都列入学官;因此今文家衰,古文家代兴。

三国时古文家的色彩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

《诗》——汉用三家,三国时尚毛;

《春秋》——汉用《公羊》,三国时尚《左氏》;

《易》——汉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三国只崇尚郑康成和王弼的学说;

《仪礼》——没有大变更;

《周礼》——汉不列学官,三国列入学官。

学者习尚既变,在三国魏晋之间,所有古文家学说都有人研究;就是从前用今文家的,到此时也改用古文家了。

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杜预《春秋释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东晋时梅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

《毛诗》——南北无十分异同;

《左传》——北尊服虔,南尊杜预;

《尚书》——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谷梁》(《公羊》用何休,《谷梁》用范宁),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学”【注释】“北学”【注释】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注释】南学:南北朝时南朝的经学。承魏晋学风,兼采众说,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又受佛教影响,是宋代理学的渊源。

【注释】北学: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学风保守,撰述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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