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紧接着，姚文元又组织人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于1975年9月2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