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文革”末期的政治风云(1)

一、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邓小平于1975年1月复出之后,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一改之前混乱的局面。

这个时期也相对比较安定。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江青不再出头露面了,张春桥不再发指示了,王洪文干脆去打鸟、钓鱼了,姚文元也不再直接安排人写批判文章了。到了7月份,邓小平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后,“四人帮”感到形势越来越被动。

而在他们四个人中,数姚文元最收敛。因为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批的,就是姚文元搞的“以反经验主义为主”,由此引起的话头。毛泽东当时说,我要做自我批评呢,我对春桥的文章 没有看仔细,放过了“以反经验主义为主”这句错误的话。毛泽东的讲话,明显表示了对姚文元的不满,这一点,姚文元是清楚的,政治局也是清楚的,姚文元由此感到很不舒服。他“韬晦”了很长时间,甚至连一些应该他参加的会议也借故推掉了。

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乘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主席:

接到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貌,明确地告诉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为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

出版《水浒》上存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量的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的。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很大,但没有澄清。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所谓“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把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算作“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些不是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与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斗争不屈而死,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主席指出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斗争,宋江排挤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肯定了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反投降的革命立场,这就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自从主席前年在提倡读《红楼梦》的同时,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后,各地陆续有些评论,有些批判,也有争论,但评论的都是没有明确从本质上分析《水浒》,而且有一些错误观点继续传播,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将选出近两年来的一些评论印出送主席翻阅)

为执行主席的批示,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各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写作组,附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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