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的背景是北洋军阀盘踞的上海。小说从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结尾电线杆上挂着革命者的头颅示众，贯穿、弥漫着“腥红的血”和杀戮死亡的氛围。中间穿插着死亡与封建家庭的爱情悲剧。回荡在小说空间的呼声，也是小说的主题：“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
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心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策划了暗杀戒严司令的行动，结果司令只受了轻伤，而自己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行动不免带有盲动性，他的死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
作家赞美了为别人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表现了寻求社会解放道路而拼死抗争的年青一代的勇气和责任。同时，小说又表现这种个人冒险行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巴金在《〈灭亡〉作者底自白》中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杜大心是“病态的革命家”。今天重读，我们甚至发现巴金是反对恐怖斗争行动的。
《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小说的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情节，吸引了很多读者，年轻读者对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之间展开的关于现实社会应该改良还是摧毁，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的争论，也深表关注。特别是杜大心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更是激起广大读者的争论。《灭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当时，孙沫萍《读〈灭亡〉》（载1930年《开明》）一文，对《灭亡》给予肯定，说《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苦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评论者与巴金之间，有了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好的批评家，借着批评的文本说话，好的批评一定是主体性很强的批评，不仅是解读作品，还要传送出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八十多年前孙沫萍这篇文学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有光彩。
当然，客观地看，《灭亡》在思想上是有弱点的，巴金前期的无政府主义还较明显地存在小说中，在艺术上也是粗糙的，杜大心的生和死，开头结尾，都有较明显的“做”的痕迹。话似乎可再说回来，《灭亡》甫一问世，即成为那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必有其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我们更不该对八十多年前的文学作品求全责备。
《灭亡》意外的轰动，改变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谈〈灭亡〉》中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的续篇，是1931年8月写的中篇小说《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受杜大心牺牲的激励，先后走上革命的故事。小说表现了群众麻木落后，革命者寂寞孤独。李冷沿着杜大心的路走，只靠信仰和意志坚持斗争和生活，而李冷在就义前，懂得了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众的生命上，即使还有个体的灭亡，生命还会连续广延。只有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醒更多的后继者，罪恶的旧社会，才能被推翻。较之《灭亡》，《新生》多了些现实的投影。
关于《灭亡》的发表经过，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有这样的表述：“1928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了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向我要文章。”《灭亡》就是经著名编辑家又是文学家的叶圣陶之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中国文坛冉冉升起了一颗未来的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