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1)

1928年,上海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之》,它的作者是叶圣陶。

《倪焕之》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巍峨的里程碑。

《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1928年春,与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室同组工作的茅盾,撰写了著名的评论文章《读〈倪焕之〉》,高度肯定该作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评论发表在1929年的《文学周刊》上。那时茅盾正在日本避难,同时创作《虹》(未完稿)。夏丏尊也誉“《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时代的东西,在国内文坛上也可说是划时代的东西”。夏丏尊这篇题为“关于《倪焕之》”的评论,被开明书店出版的《倪焕之》放在卷首。

那时正在激烈开展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倪焕之》的问世,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堪为“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叶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述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倪焕之》展现了中国20世纪初壮阔而鲜明的历史背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蒋介石的血腥“清党”,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时,小说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较真实地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

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同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是个热切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他坚信教育可以救国,期待以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涤荡污浊的社会,他也憧憬与自己思想志趣相投的女子金佩璋有美满的婚姻。然而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教育事业屡屡碰壁,家庭生活也与初衷相违。金佩璋在婚后,只热衷于琐碎的家务,对理想前途全无兴趣。倪焕之深感痛苦,认为“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和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倪焕之参加了紧张的革命工作。由“教育救国”转向革命后,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杀戮,被吓得悲观失望,整日纵酒痛哭,同时,又渴望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临。倪焕之就是这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中,含恨死于白色恐怖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追求。

因为时代的局限,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以及思想认识的不足,作品思想高度不免受影响。小说在倪焕之投入革命之后,正面描写乏善可陈,第二十章以后,人物、情节都显得疏落无力,特别是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相当苍白。小说的结尾,写金佩璋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力”,显得突兀,铺垫不够,有硬加长光明尾巴之嫌。尽管如此,《倪焕之》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教育和启迪。正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读〈倪焕之〉》,给正在开展的“革命文学”论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文学必须艺术地反映时代脉搏,作家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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