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欧、美、日西游东望了整整十个月后，于1927年5月7日，从日本神户买舟归国，20日抵达他曾负笈读书六年的上海时，中国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
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住了三天，参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接触苏联新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受感动。他在给国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的认真与“发愤有为”的气象感动。
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美之声，从友人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胡适，以致不少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需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遇到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对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考察些时间，真正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美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兴奋心情淡化、忘却，甚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到了美国。
胡适在海外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国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南京政府，而且政治上踌躇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心的北部中国。
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意，故在日本观察思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日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先生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