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对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访“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