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大军，所向披靡，各地军阀，纷纷倾覆，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
就在上海民众翘首等待的北伐军刚刚开进黄浦江畔之时，国民党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被浸在血泊之中，震惊了全国。
翌日，上海创办最早发行最多的《申报》，如实报道了这场屠杀。为历史留下了证词。下午，宝山路上再次重演“空前之屠杀惨案”，国民党军队悍然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市民，“伤毙至百余人”。
4月14日，上海“万难苟安缄默”的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表示愤怒的抗议，并在次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信中说：
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
从当时几乎都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七位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周恩来与夏衍谈话）。
4月26日，在商务印书馆就职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这年三月江南草长、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秋叶乱飞的时节，蔡元培、胡适、鲁迅先后到达上海。曾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年后再聚上海，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