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还在苏联设立了基金会。1986年12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破天荒地给核科学家、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打电话。萨哈罗夫当时已经被流放到了高尔基城（即今天的下诺夫戈罗德城）。戈尔巴乔夫邀请他返回莫斯科恢复他的爱国活动。我认为这个信号表明苏联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一切正常，萨哈罗夫可能被允许离开苏联，而不是返回莫斯科。于是，我在第一时间乘飞机前往莫斯科。
我到达苏联之后不久，便决定选择刚刚成立的苏联文化基金会作为我潜在的合作伙伴。戈尔巴乔夫的妻子也是这个文化基金会的一个董事。我拜访了萨哈罗夫，想请他在董事会担任我的个人代表，但遭到了拒绝。他警告我说：“你将来只会给克格勃的金库里塞满美元。”他误以为我是一个幼稚的美国人，而我很自豪地证明他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后来的事实还是证明，我在苏联文化基金会的合作伙伴还是同克格勃有关系。这是他们同我在户外散步时秘密告诉我的。萨哈罗夫的确曾经就董事会成员的原则问题给我提过建议。我之前曾与生活在苏联西南部城市新西伯利亚的独立社会学家塔季扬娜·扎斯拉夫卡尼亚建立了联系。萨哈罗夫向我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谢夫，另一个是圣彼得堡《旗帜报》（Znamya）编辑格里戈雷·巴克拉诺夫。我还选择了值得信赖的人作为董事会成员，包括作家丹尼尔·格拉宁和瓦连京·拉斯普京，格鲁吉亚语言学家田吉兹·布阿奇泽，以及太空研究专家及宗教哲学家鲍里斯·劳申布施。
我同个人计算机研究所的负责人达成协议，我帮他们进口计算机，而他们以苏联官方汇率的5倍来支付费用。这就是我在苏联的基金会—文化倡议组织（Cultural Initiative）产生的历程。
我们的组织成立伊始就立即开始运作，当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批准—其他西方基金会都坚持在得到官方的批准之后再开始运作。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为我讲述的他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在混乱的环境中，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变得有可能。在其后的一两年间，我的文化倡议组织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境内运作的基金会，因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许我们最成功的事业就是为苏联的高中和大学订购并分发社会科学、历史和法律方面的新课本。我们还拯救了一些所谓的“厚期刊”，即著名的文学杂志。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忙，这些杂志可能就会消失。
我提出了一个改革苏联经济的计划，建议开放苏联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尤其是食品加工业，而不是根据地理位置来划定自由贸易区。我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子宫中孕育出来的市场经济的胚胎。我从西方邀请了一拨经济学家，为首的是俄罗斯裔的诺贝尔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令我惊讶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命令苏联各部的部长们参加我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表明苏联当局是多么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我当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而苏联却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苏联的各个部长却排队接见我请来的专家。讨论进行了一会儿，但很快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经济早已病入膏肓，已经无法孕育健康的胚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