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在中国设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之前，匈牙利开放社会基金会非常成功地组织了多次中国经济学家与匈牙利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匈牙利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也成了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任命一位名叫梁恒的中国移民为我的特使。他曾经写过一本颇受欢迎的自传，书名是《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还创办过一份名为《中国知识分子》（The Chinese Intellectual）的期刊。我多次访问中国，并获准成立了中国开放社会基金会。
基金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拨款，而不是根据“关系”，而在中国，这种理念经常格格不入，因为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关系”。这种理念导致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机构发生了很多摩擦，因为该机构总是偏向自己的人员。我将中国人的做法称为“思想的封建主义”，即受援助者对援助者感恩戴德，而援助者反过来又要关心受援助者，因为受援助者的命运反映了援助者的地位高低、处境优劣。回想起来，我认为当初将一个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理念强加给董事会是个错误。如果当初直接资助我的合作机构就好了，因为他们处于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前线。
我在中国设立的基金会历经曲折坎坷—它成了派系斗争的工具，而这个基金会被指心怀叵测。后来，我在1989年6月之前关闭了基金会。
中国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关停十多年之后又得到了恢复。2001年，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未来的会议，我被邀请出席并讲话。2005年，中国再次怀疑我，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我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策划“颜色革命”。这些是人们为了反对腐败和压迫民众的政权而举行的起义。我的基金会的确支持批判性言论，但并没有策划或资助这些起义。自那之后，关系变得模棱两可起来，这很遗憾。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而且我十分看重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
1987年，我竭力在波兰复制匈牙利基金会的模式。之前，我就在牛津大学资助过一个访问波兰学术机构的项目，并给波兰团结党的文化主管部门提供资金，因此我们同波兰的民间社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牛津大学项目管理者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波兰当局的批准。
从一开始，波兰基金会的董事会就坚决地遵循匈牙利模式。它坚持认为波兰基金会应该采取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模式，应该重点资助一些精挑细选的项目，而不是所有的项目。我决定让他们作茧自缚，但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最后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采取了波兰模式。那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我意识到在设立基金会的国家生活的人们，还是比我更了解他们的国家。从那之后，我开始遵循各国董事会的判断，如果我同他们的判断产生严重的分歧，我就换掉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