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理论框架比我读大学时完善得多，但是核心的理念并未改变；而且不仅涵盖经济学，还扩展到政治学与全部的人类行为研究上。我的思维受到了奥地利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先是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ies and Its Enemies），之后便是他的科学方法理论。我提前一年修完了本科的课程，在正式拿到本科文凭之前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消磨。我选择卡尔·波普尔作为我的导师，而且写了好几篇文章请他指导。大学毕业后，尽管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但我从没有放弃思考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毕业几年之后，向波普尔提交了一篇名为《意识的负担》的论文。这是我首次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框架，内容上与今天的框架没什么区别，只是完整性稍微欠缺。
我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曲折坎坷，最后我在纽约成了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人，这是最早的对冲基金之一。管理对冲基金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在1969年，我最初掌管的资金是300万美元。到1979年，这一基金的总额高达1亿美元，大多都来自未分配的利润。其中只有4 000万美元属于我，但我认为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管理高杠杆率的对冲基金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一次，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购进了英国政府新发行的债券，而没有提前安排好融资事宜。我在伦敦来回奔波，希望能得到足够的信用额度。当我走在利德贺大街上时，我想我的心脏病复发了。我告诉自己：“为了挣钱，我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我就这样死了，那我就是输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太不明智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利用我的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最关心什么。在我那抽象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开放社会的理念，这种理念是我理论框架的基石之一。
据我所知，“开放社会”这个词汇最早出自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的一本名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的著作。他认为，道德与宗教的一个来源是单一部族地区，这种来源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另一个来源是多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趋于统一，并宣称统一后的意识形态是终极的真理，那么开放社会可能变成封闭的社会。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只有使用强迫手段消除其他意识形态时才会成为主流。相反，开放社会承认不同的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见解与利益，他们通过制定法律使意见各异的人可以和平共处。我在匈牙利经历过德国纳粹的统治与共产党的管制，因此波普尔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为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确定了以下几项使命：（1）打开封闭的社会；（2）使开放的社会更加稳固；（3）宣扬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