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都已认可波兰尼中心意旨的正确性。但公共政策，尤其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改革应如何达成巨变的政策，却对此视若无睹。如前所述，波兰尼揭发了自律性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美国第一条电报缆线就是联邦政府在1842年出资兴建的。提供工业化基础的农业生产暴增，也仰仗政府资助的研究、教育与推广服务。西欧各国直到最近都对资本流通有严格管制。
即便今日，保护主义与政府干涉都仍极为活跃。美国政府威胁欧洲各国，促其对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业开放，否则就施以报复性的贸易制裁。虽然有时政府干预有其必要性，尤其在面临对手政府也介入时。但更多案例显示的却是赤裸厚颜的产业保护主义及补贴，尤其是在农业方面。当我担任（美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曾经手无数此类案例，从墨西哥的番茄与酪梨、日本的影片、乌克兰的女装，到俄国的铀矿。中国香港向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的最后堡垒，但当香港特区政府发现纽约投机客试图借投资其股市与汇市，来干扰其经济时，就全力出手干预。美国政府为此向香港特区政府抗议，认为此乃违背自由市场原则。但香港的干预政策奏效，不但稳定了股、汇市，破除对其货币的未来威胁，同时也赚进了大把银子。
倡议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府干预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关键论点就在于改革途中需找出正确的价格，并借助私有化及自由化，将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抽离出来。根据这种观点，所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资本累积，以及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但这些都只是技术问题而已。这种意识形态误会了变迁的本质，变迁所影响的乃是社会整体，而非仅限于经济面。经济上的改变，远远超过其字面意义。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仅显示出其误读历史。
假若波兰尼今天撰写本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譬如，在当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东亚地区，政府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明确或隐微地表明保存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不止保护社会与个人资本，同时更加以提升。在此区域，不但可见快速经济成长，也同时可见贫穷明显减少。假若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证明市场制的优越性胜过社会主义，那么东亚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一个政府积极参与介入的经济体，绝对优于自律性市场。这也就是何以当亚洲金融风暴出现时，这些自由市场的基本教义派乐不可支，因为他们以为这暴露出政府主导模式的根本弱点。当然，在他们的说教中也包括需要更好管制金融市场的建议，但他们却借此机会强调需要更多的市场弹性。这其实才是他们的重点，即如何削减社会契约。而这种社会契约实际上等同于亚洲奇迹，即提供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经济安全网。实情是，东亚的金融危机反而是最足以证明自律性市场失败的案例。由于短期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导致数十亿的资金在全球打转，搜寻最佳报酬，并随情绪波动而起落转变，这才种下危机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