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由历史定义的。中国与西方的纠葛，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始终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看待西方，如何与西方打交道，如何在西方称霸的世界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主题展开的，中国的民主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困境的产物。苦难中的民族和人民，为了摆脱内忧外患，英勇奋斗、反复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新式民主道路，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中国人民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经历了两次重大选择：第一次是向西方学习，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试图通过效仿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第二次是“以俄为师”。西方式的民主道路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并终归破产。在彷徨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启发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重新探索和选择，最终走上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道路。
了解过去，才能懂得今天，也才能知道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深入了解中国近代以来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深刻认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路是十分必要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变迁的大门。随鸦片战争失败而来的民族危机破除了以往所有的禁忌，为后来的一切社会革命和改革提供了动力。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灾难的开始，也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开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岁月里，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发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上演了一幕幕救亡图存的历史剧。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建立大约70年。在这70年间，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进行了多方努力，其中有三个重要历史时刻以及相应的历史事件特别值得关注：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世纪末的7年内接连发生的三大历史事件意味着，当时中国社会三大基本力量救亡图存的努力以及失败。三大基本力量救亡努力失败后，中国蹒跚走上了资本主义共和国之路，完成了民主政治探索的第一次选择。
历史总以成败论英雄。选择新制度的机会往往是在旧体制遭遇挫折之时。1215年被法国打败的“失地王”约翰被迫签署了《大宪章》，开启了英国走向近代民主的大门。600年后，英国打败了中国，迫使中国告别了过去。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看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进而产生了变革的动力。英国仅以28艘战舰，2万多兵力，把幅员辽阔、拥兵80多万的天朝大国打得一败涂地。亲历鸦片战争变故的魏源感叹到：“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此后，日益严重的外侮和危机更使当时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们认识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后，中国社会上层统治者中间的忧患意识到达空前强烈的程度，以至于出现所谓“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史上统治阶级的政治精英救国运动开始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这场政治精英救国运动中的主流。洋务运动为中国创造了近代的军事工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近代化的新式军队——北洋水师以及其他新式军队。
1894年，甲午之年。考验30年洋务运动的历史时刻来临。两个同样面临西方霸权威胁的东方国家——中国以及近邻日本，为争夺富国强兵的最后机会，进行了一场决战。不幸的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的覆灭而告终。历史无情，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被证明未能挽救国家的命运。从此，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一代政治精英威信扫地。当时上海的报纸公开指责：洋务运动所辟各项事业“皆虚应故事，徒糜经费”。甲午战败宣告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最为开明、最有能力的一代政治精英的救国努力付诸东流，宣告了他们道义上的破产。从那一刻起，这个政治精英集团乃至整个统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也只剩下了时间问题。
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震动了中华民族。一个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败于一个在千年里仰视中华的“蕞尔岛夷”。梁启超说：“中东一役(即甲午战争)，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之士渐起。谋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战争的失败与政治精英的沦落，使当时中国的另一种势力——知识精英应运走上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舞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读书人，原本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政治精英的后备军。但自1840年以后，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的中国知识精英，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吹袭下，开始了其现代转变，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具有一定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精英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与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有很大区别，较少既得利益，而更具有世界眼光、更接近社会实际。他们希图通过仿效西方的制度改良来拯救国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便是当时中国知识精英中的佼佼者。甲午战败之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科举会试，他与梁启超邀集各省应考举人千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变法。康有为慷慨陈词：“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何至含诟忍耻，割地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康、梁发动的“公车上书”，启动了一场由当时中国最有责任感和最具见识的知识精英主导的救国改革运动，三年后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场改革的高潮。
1898年，戊戌之年。由中国知识精英主导的救国改革运动达到了高潮。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借助沉重的民族危机压力，利用统治集团上层的矛盾，争取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发动了一场被称为“戊戌变法”的改革运动。在1898年6月至9月间，在当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维新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共颁布诏令100多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戊戌变法的基本意图与核心内容，按照光绪皇帝的说法即是：“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西法。”但是，这场以最高统治者名义发动的改革，遭到了甲午失败后更趋保守的统治集团的强烈抵制。9月21日，在变法正式实施103天后，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变法就此终止，维新派遭到镇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海外。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为挽救统治危机、挽救民族危机进行的两次最重大的努力。它们分别是由当时中国的统治阶级中两个主要集团——政治精英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发动的。而二者区别在于：洋务运动更多地属于一种国策上的调整，而较少涉及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则深入到了体制改革的层面，其目的是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体制内的调整与改革，增加制度的活力。但是，与主导洋务运动的政治精英集团相比，发动戊戌变法的知识精英们更缺乏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他们发动的“百日维新”与持续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相比更是昙花一现。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断送了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通过改良与革新实现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的前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进一步消耗了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内的当时社会上层阶级拥有的社会资源，中国社会因此也进一步失去了有组织地拯救民族危机的能力。国家更加分崩离析，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
1900年，在中国社会上层阶级两次挽救民族危机的努力失败后，一场中国社会下层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可歌可泣的反帝爱国运动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北方的山东等地直接遭受战争蹂躏。战后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和文化渗透更甚，北方地区传统的手工业、运输业凋敝，农村自然经济亦受连带影响，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劳动群众处境进一步艰难。在反抗“洋教”的文化冲突引导下，以穷苦农民和失业游民为主的义和团运动，如燎原之势遍及山东、直隶(河北)。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北京、天津，在中国的政治中心直接引发了与西方势力的冲突。为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日、德、俄、英、美、法、奥、意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组织松散、装备原始的义和团很快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关于义和团运动，近年来总有一些龌龊之语。一些人常以批评义和团野蛮、排外，衬托自己的文明进步。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到了最深重的时刻，中国最贫苦的下层群众的一种自发的反抗，是中华民族拒绝亡国灭种的本能的反抗。难道这些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先生们，在这里忘记了自由主义所承认的反抗压迫的权利了吗?在一百多年前最为黑暗的年代里，本来掌握着中国绝大多数资源的，也本应担负着更多国家责任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却腐朽无能、软弱无力，听任国土沦丧、国家沉沦。那些胼手胝足的贩夫走卒、贫苦农民，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担负起了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责任。这些先生们还忘记了，正是由于这些被其视为群氓的民众用近乎疯狂的自我牺牲，表现了中华民族誓与仇寇不共戴天的英勇气概，深深地震撼了侵略者，使他们意识到无法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回顾这段历史，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也许应当感到惭愧。历史将永远记载着：在民族危亡之际，冠带精英曾经沉沦，无望民众曾经奋起。
上一个世纪之交，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等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沿袭千年的专制制度以及传统的中国社会的终结。传统社会中的三大基本力量——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以及普通民众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救亡图存的努力，但都终归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通过统治集团的政策层面的调整——“自强新政”，已无法解决问题；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通过对原有制度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无法解决问题；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表明：没有先进思想和明确政纲统领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前途的。
19世纪诸多救国努力的失败，向整个中华民族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一切旧的办法都不行了，只有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办法，才能拯救民族的命运。在新世纪里为中国指出未来的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新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然而，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还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有识之士一样对统治阶级上层政治精英抱有希望，期待通过改良走上富强的道路。1894年6月，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前，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上李鸿章书》，寻找门路求见李鸿章这位清廷重臣，希望为其所用，一展抱负，却遭到了李鸿章的冷落。不久孙中山看到了甲午的惨败，看出了统治集团的无能和旧制度的没落。到这时，孙中山的想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终于意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同年11月孙中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写道：“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这时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救亡图存不能依靠政治不修、纲维败坏、卖官鬻爵、剥地刮民的朝廷、官府，而要依靠人民、发动革命。孙中山提出“联智愚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这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明确。1900年以后，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彻底决裂，“决心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演讲中明确提出：“革命是唯一法门”，“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孙中山从改良主义的拥护者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提出“三民主义”的转变，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一次重大转变——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转变和他的选择，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对民主共和的选择。20世纪初的中国，除了选择与旧制度决裂，就只有亡国灭种。而当时可供中国人学习的也只有打败了中国的西方强者，选择它们的道路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形势动荡不宁，人心思变。最有责任感、最具牺牲精神和最具见识的仁人志士纷纷转向革命，转向追求民主共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斗士，他们热情地向中国人民宣传自由、民主和革命。1905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提出“创立民国”的政治纲领。同年，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形成的第一个民主革命的总纲，是中国人民在追求和探索民主道路上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英勇战斗，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上，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第一次选择，开通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中国仿照英美等西方国家，开始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进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临时总统。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确认人民主权的宪法。它在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临时约法》效仿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家结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规定了人民应享有的广泛的民主权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设计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理论上说应当是相当完备的。但在实践中，这个仿照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使国家陷入了新的混乱。
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政权便被袁世凯借所谓“民意”所篡夺，最终袁世凯还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称帝丑剧。此后，民国政治舞台上又相继上演了张勋复辟、安福国会、曹锟贿选、猪仔议员等一系列政治闹剧。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具备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形式，如议会制、多党制等。当年，最多时曾出现过300多个政党。然而，在仿照西方建立起来的民主形式之下，实际存在的只是权力争斗、党派倾轧、军阀割据。民国政治完全与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背道而驰。孙中山曾失望地说道：“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陈独秀更加直白地指出了民国政体的失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效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失败，是中国政治发展转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不是没有选择过西方民主，也不是没有搞过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实践，而是在西方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也有三个重要历史时刻以及相应的历史事件特别值得关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1927年“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全面内战爆发。这三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及相应的历史事件展示了中国政治发展转向社会主义的基本线索。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也给处于历史困境中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和新的希望。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为中国人民展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新的道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指出“当前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这个文件还提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具体纲领：共产党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第一年里就提出了民主救国的纲领，而且为中国指出的是一条通过人民革命实现社会民主的新路。
同样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在失望和徘徊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使孙中山以及国民党中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要走一条新的民主道路。孙中山提出：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把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打扫干净，“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国民党中的进步派朱执信更进一步认识到：“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提出了依靠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的思想。
1924年1月，在苏俄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参与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于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体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道路上新探索、新选择的开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这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这种新的探索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依靠社会的上层阶级到开始走发动工农大众的路线，而旧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依靠和发动工农大众。
1927年4月12日，正当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势力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势力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进而建立起了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独裁政权。中国在探索新的民主道路上遭受了严重挫折。
1945年，历时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获得胜利而告结束。这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获得的唯一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胜利，同时也为中国和平建国，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历史的新机遇。1945年8月毛泽东毅然赴重庆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谈判，经过前后43天的谈判，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协议规定：“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双十协定》的基础上，1946年1月，由国民党、共产党等多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个短暂的时刻，中国出现了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但是，随着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军，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出现一个建立在阶级合作基础上的、体现西方民主价值的民主政体的机会彻底消失了。经过三年的奋战，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的初步完成，也意味着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是不是资本主义不能富国强兵、不能实现民族的崛起?近代以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了富国强兵，实现了民族崛起和现代化。这些国家中，甚至包括中国的近邻日本。但是，中国却走不通资本主义的路，原因是中国错过了那样的历史机遇。在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时代，西方的崛起，陷东方于困境。特别是日本实现所谓“脱亚入欧”，效仿西方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改革，最终彻底关闭了中国走西方道路的大门。
在西方历史上，实现民主政治的主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却无法担当起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历史使命。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当中国人民被发动起来，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站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边，反对和压制人民革命。在大革命中，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北伐军中的上层军官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随着大革命的进程，工农大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并进一步威胁到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国民党及其军队便背叛了革命，向工农大众举起了屠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犯下了历史罪责也尽失民心，最后在短短三年内便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环境中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无法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也就进一步决定了中国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其他所有的上层阶级、旧式精英都不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历史的困境，这个责任才最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头，中国人民只有靠自己来解放自己；既然各式各样的救国道路都走不通，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不得不走的道路，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这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在。
历史发展的轨迹对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被人们称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对于一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路径依赖”还不是影响或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唯一因素，国情是决定或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现实因素。当代中国之所以形成了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当代中国国情有着必然的联系，具体说来，中国的历史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构成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制约。
中国是一个自近代以来落伍的国家。1840年前后，中国与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无几，一百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只有66元，预期寿命35岁，这一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为印度的八分之一。毛泽东形容当年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邓小平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老一辈革命家对国家基本面貌的描述，概括出了我国经济基础方面的基本国情。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年代，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孤立的。当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地球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摆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面前的道路，犹如群峰间一条崎岖的狭路。政治独立，没有经济繁荣的支撑，是难于持久的。因此，中国必须迅速地赶上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必须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循规蹈矩，必须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实现超越常规的跨越式发展。
从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在缺乏特殊的资源优势的条件下，实现赶超主要是靠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人的因素。这就要求中国的制度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要充分实行民主，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亿万中国人民建设新国家、建设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高度集中的能力，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民力、民智，高效率地投入经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正是适应这样的历史环境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自然地理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源分布不均衡是我国经济地理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早在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就划出了“瑷珲一腾冲线”，至今这依然是体现我国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衡性的基本分界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该线东南一侧包括台湾省在内总面积41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2.9％，而人口总数达到10.94亿人，占当时全国总人数的94.3％。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制度安排，必然要适应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在世界上，中国人均的自然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但中国有四项资源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一是煤炭储藏世界第一；二是水利资源在世界上最丰富；三是人口最多；四是市场潜力最大。这四个世界之“最”，是中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然而，这四个世界之“最”的分布恰好又不均衡，在“瑷珲—腾冲线”两侧各有两个世界之“最”：煤炭和水资源基本上集中于“瑷珲—腾冲线”以西，人口和市场资源主要集中于“瑷珲—腾冲线”以东。以水资源为例，青藏高原地处我国西部，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4％，而人口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我国东中部地区水资源日益紧缺，而青藏高原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0.6倍，为全国的42.3倍。要在这种资源与人口倒置、经济布局不均衡的环境中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就需要有兼顾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基本国策，同时需要有能够贯彻落实这样的国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调配资源的政治制度。
民主政治是国家整体社会制度的一个部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规定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基本经济、政治关系，规定了中国各项法律、政策的基本取向。也就是说：必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利；必须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进步成果。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是一种天生的人民民主制度。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既来自于劳动阶级，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又必须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实现。在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经济都可以得到发展，而唯独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经济社会发展，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要实现以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让国家的权力由人民掌握，权力运行必须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才能得到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民主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规定，而且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当代中国社会基本价值的内在要求。
制度是人选择的。但制度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制度，而要根据客观历史条件进行制度的选择。人们是在客观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当中，选择、建立和创造制度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设定了我国政治制度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中国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民族之间的激烈的竞争，中国资源分布不均衡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都要求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是民主的，必须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样是这些基本的国情，又要求中国的民主制度必须具有本国的特色，必须能够真实有效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权利。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并运行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来说，国际因素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讨民主政治起源时指出：“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一个国家同样，只要稍有机会，这一党从寡头国家引进盟友，那一党从民主国家引进盟友，这样这个国家就病了，内战就起了。”2300多年前，柏拉图在观察古希腊城邦国家民主政治时，就发现了民主可以导致外部因素影响一国内部政治事务的现象。
很明显，美国是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国际因素。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灌输自由民主理念，美国软硬兼施向中国推销它所期待与定义的“民主”。美国也向世界上许多国家推销民主，但中国无疑是美国关照的重点之一。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同样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也应当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多年来我国的多次有影响的公众舆论调查的结果都可以佐证这一点。考虑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应当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客观事实。
美国向中国推销民主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专门写上一大本书，这里无法做详细的展开，仅将美国向中国推销民主的基本特点做一个概述。根据我的观察，美国向中国推销民主主要是三项内容：
一是“民主崛起论”。现代化理论是战后出现在美国，而后在整个西方世界取得了主流话语地位的意识形态。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罗斯托，受美国政府委托写出的以颠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成长的阶段》，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扛鼎之作。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把市场化、民主化、世俗化描绘为现代化的互为因果、密切联系的三大因素。其中把民主作为经济发达的前提条件。无独有偶，西方的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将实行民主政治描述为西方列强崛起的一个根本原因。应当说，美国以及西方学术界向中国灌输的所谓“民主崛起论”，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样的看法在中国的知识界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认同。
二是“选举民主论”。自熊彼特把民主简约为选举后，选举民主论成为西方的主流民主理念。选举民主论也是西方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的一个重点。美国的一些政要，时常以是否举行竞争性选举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在中国广有影响的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的选举民主论的观念。亨廷顿以举行自由选举为标准认定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的全球发生了一次新的民主化浪潮，并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亨廷顿敦促西方“自由国家”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要有更大的作为。美国的学术界几乎口径一致地“提醒”中国——如何通过选举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还是个问题。
三是“自由民主论”。自洛克以来，自由一直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政治价值观念。而近年来，自由观念似乎又有了新的阐释，而且迅速得到了美国官方的高度青睐。一位以色列政客夏兰斯基在2004年出版《论民主：征服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后，这位当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即成了布什总统的座上宾，他的著作成为白宫的必读书，西方舆论界更把夏兰斯基捧为当代杰出的“自由战士”、“民主英雄”。夏兰斯基备受重视的原因是，他把言论自由与民主紧密挂钩，提出了一个以当众自由表达为标识的“小镇民主”论。应当说，夏兰斯基的观点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一种新的解释，即把言论自由视为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但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树，莫不如说是西方推销民主的一个策略工具。用夏兰斯基本人的话说就是：“自由的毒药在哪里都是有效的。”夏兰斯基“自由民主论”的要害就是：要把推行言论自由作为打破各种所谓“专制国家”的突破口。自从夏兰斯基“小镇民主”论提出后，西方明显地把扩大自由特别是扩大言论自由作为向中国推销民主观念以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一个新重点。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经贸关系、知识产权、台湾问题等多个领域遏制打压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又向中国推销美国价值观，传授强国之道。一方面遏制打压，另一方面传经送宝，在这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后，隐含着美国深远的战略意图。
正如柏拉图所观察到的，民主政治可能成为引起外国干预、影响本国内部事务的一个因素。一般情况下，民主政治是有多主体参与的政治过程，不同主体之间具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竞争中，不同的参与主体具有广泛动员、争取政治资源的需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处于竞争状态的不同主体就有可能从外部引入资源，以获得支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实际上就为外部势力干预和影响一国国内事务提供了机会和管道。这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民主政治中争取外援的现象。近年来，美国利用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民主化进程之机，策动所谓“颜色革命”，就是当代利用民主干预和影响别国政治的突出事例。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意味着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获得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也处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一方面需要改革，需要通过正确的改革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另一方面，改革又须谨慎，不能出现失误，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出现失误，否则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集中爆发而造成难于挽回的损失。一旦出现那样的局面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前功尽弃，甚至断送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大业。
中国所处的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复杂局面，正是与中国处于结构性矛盾和国家利益冲突的美国必须利用的机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美国都出现了“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中美的“战略机遇期”实际上是重合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所谓“战略机遇期”内中美两国存在着竞争与利益冲突。在理论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因共同利益的协调而导致“双赢”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毕竟不是现实性，中美之间此消彼长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则是现实存在。为此，中美双方都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进而导致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动，也自然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追求的战略目标。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与矛盾，是外部势力遏制与影响中国的最好方式。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期待着“转型国家”发生的那种“民主变革”，不远的将来也能在中国上演。故此，采取了“民主崛起论”、“选举民主论”和“自由民主论”三个各有用途又相互呼应的政治舆论攻势。
美国向中国尤其是向中国的知识界，宣扬“民主崛起论”，意在造成一种效仿西方民主政治的舆论氛围。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包括了殖民掠夺甚至种族灭绝等血与火的历史。美国及西方的理论家、战略家们将其虚构为“民主强国”、“民主富国”、“民主崛起”，显然是别有用心。事实上，西方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在其崛起过程中多次中断议会民主。即使是以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为依托，简单地宣扬“民主崛起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况且，从理论上讲，民主是不能抽象谈论的，抽象讨论民主的社会功能更是没有意义。美国曾经成功地在一些所谓“转型国家”促成了民主崇拜的社会心理，进而为“颜色革命”进行了舆论准备。美国针对中国的民主灌输的用意也无出其右，无非是希图影响舆论，以期误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
至于美国向中国宣扬的“选举民主论”的动机与目的，亨廷顿在他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已经说得足够明白：“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第三波中，选举也是削弱和终结威权政权的一种途径。选举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工具。民主化是由那些威权统治者实现的，这些威权统治者基于某种原因冒险来举行选举，民主化也是由反对团体所缔造的，他们力主进行选举，并参与选举。第三波的教训是，选举不仅是民主的新生，而且也是独裁的死亡。”促成中国实行“颜色革命”式的选举，是美国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的基本战略目标。
对于美国极力鼓吹的“自由民主论”，我们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处于现代化关键时期的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也在快速增长。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调整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利益，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保障机制。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长，社会也需要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人民群众当中各式各样的利益表达是党和国家协调整合社会利益的前提，思想言论自由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疏解社会不满情绪、缓和矛盾的作用。但是，这一切都应当是适度的和循序渐进的。因为，权利与自由都是历史的概念。权利的实现与自由的扩大是建立在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之上的，而不能脱离经济社会文化的现实条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并不充分，物质基础尚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把言论自由当作民主的标准，甚至当作最高的价值，就会使各种要求和不满一起涌现出来，而实际上又无法得到解决，最后只能是徒然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最终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美国的战略家们把言论自由当作引发“民主变革”的突破口。不少发展中国家误信了西方宣扬的“自由民主论”，结果是得虚名而招实祸，导致国家长期陷入混乱。这样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民主崛起论”、“选举民主论”和“自由民主论”是美国打向中国的政治“组合拳”。美国战略家们向中国以及中国知识界抛出的种种伪善的民主理论，不仅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反而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中国需要发展民主，但一国的民主建设必须考虑所处的国际环境。由于民主政治可能导致的“外援”现象，由于中美结构性的利益冲突，由于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的霸权战略，美国的存在不仅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促进因素，反而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的限制因素。我们必须以国家、民族和人民高度的责任心，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谨慎地考虑美国因素，防止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为敌对势力所利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在高度警惕和防范美国的以及西方的各种敌对势力的同时，努力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不断发展着的民主政治巩固我们的政治体制，提高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要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趋利避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拒绝美国的民主推销，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之路。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环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艰难探索和伟大斗争中形成的。这是理解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关键。中国现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因解决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完成中华民族生存发展需要而出现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以致濒临亡国灭种的绝境。特别是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竟被仰视自己千年的蕞尔小国日本所败。这最令国人痛心疾首。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教训，深深地震撼了中华民族，也彻底启发了中华民族。中国的问题何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盘散沙。否则，偌大的中国就不会被大大小小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欺负。惨痛的事实、深刻的道理，终于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必须找到一条能够把中国人民动员、团结、组织起来的方式，才能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的复兴。团结人民、凝聚力量，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新的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
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设定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各种思想理论、政治力量、社会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命运，规定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在中国，凡是能够与这一历史任务和历史主题合拍的理论与实践就有生命力，就能发扬光大，反之只会昙花一现，成为匆匆过客。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在中国，只有能够满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的政治制度，才具有现实性，而其他任何制度设计、理论构想都缺乏现实基础，甚至是有害的。
总之，民主是有主题的。只有了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主题，才能真正懂得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