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统计也是生产力，也是能产生政策效应的。“如何超前性地提出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2008年年中成为一个‘试金石’。在很多部门都在大唱赞歌、银行不断加息时，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分析报告提出了‘下半年经济可能下滑’的警示，从而引起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大转弯，从‘双防’到‘有保有压’。”
叶青认为，在人大常委会机构中，监督机构和环节还是比较薄弱的。他建议不妨设立监督委员会。“在全国层面上，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就是最好的监督员，加上各级人大代表，是一个相当大的监督力量。可以设立代表专门电话、专门信箱，举报各类政府监管部门的失职之处。否则，在‘两会’之后，很多代表会忘记自己是代表。”
上衣立翻领，对襟，前襟5粒扣，4个压爿口袋，袖口3粒扣，后背不破缝；下身是西式长裤。这就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定名为“中山装”。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曾成为中国男子喜欢的标准服装，甚至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改革开放后，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繁华。在中国的服装产业蓬勃发展、形形色色的服装一路增光添彩的今天，中山装却早早地退出了常式礼服的历史舞台，而西装却成了中国男性在正式场合的主要着装。今天，如果谁再穿中山装，绝对会成为街头一景。
为什么中山装会遭到如此冷遇，叶青陷入了沉思。平心而论，中山装并不比西装难看，在他看来中山装比西装更适于东方人穿着。
中山装做为中国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它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每年“两会”，北京红都服装公司都到代表团驻地销售服装。每每看到待销的挺扩的中山装，叶青心里总是痒痒的。“金融危机了，为了积极消费作点贡献，下决心花1188元买了套打折的藏青色中山装。小时候穿的都是中山装，现在反倒没有了，穿的都是西装。北京应该是做中山装最好的地方之一，买了北京的中山装不仅丰富了我的衣柜，更是收藏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件艺术品。明天晚上要到一所大学讲课，然后是一家电视台采访，我决定穿中山装去。”
每每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都要求着正装。叶青说：“虽然大会秘书处并没有硬性规定正装就是西装，但是除军人之外，几乎90%的男性代表都穿西装，包括本人在内，剩下的穿夹克，难以找到穿中山装的代表（包括委员）。不知大家注意没有，除了军营、偏僻山村、老工业区之外，很少有中山装的影子。市场上也很少卖的，中山装服装厂也少得可怜。只有在南方一小城有生产立领男装的。”
在叶青眼里，中山装最大的好处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领子扣子一扣，就是正装了。不像西装要整天提着一条领带。我经常看到上海、福建人穿立领装，也很别致，不过还是不习惯。中山装自从被赵本山当做道具之后，就很少人穿了。”他说，其实服装是一种文化符号。要有多元文化，要有多元服装。在他看来，着装不仅仅是个人喜好问题，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文化取向或民族情感。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场合穿中山装，有十分丰富的示范意义与政治意义。叶青在自己的博客中感言：中（山）装何时再成正装，正像很多车迷关心的高档红旗车何时再成国宾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