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诉求提上议事日程
“自治局工作者”的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不问政治。他们虽然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俄国农村和基层社会当时的“问题”并不只是扫盲、修路、开诊所，更多的问题仍是社会性的，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体制。自治局工作者事实上不能不卷入各种农民维权的事件。他们虽然并不鼓吹“革命”，但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支持农民就难免得罪官府。于是仅19世纪70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并有多人被逮捕和流放。“革命者”说这些专家是当局的走卒，而当局却认为他们是异己力量。
1894年秋尼古拉二世继位。俄国老百姓在坊间里常有这样一种传说，俄国沙皇的开明与反动者总是交替出现、一张一弛的相互继位的。从罗曼诺夫王朝以来所有的沙皇的表现也的确是松紧相兼，远的不说，18世纪的彼得三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夫妻如同克星，从19世纪以来，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父子就是一对正反面，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很多人都寄希望尼古拉二世开明，认为他势必要好过亚历山大三世。地方自治局为此没少做“公关”工作，但是在沙皇个人身上的“努力”成效并不显著，然而地方自治实际工作的推行却在悄悄改变着俄国。
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议会代表制度在1864年、1890年的两次《地方自治机构法》颁布后，城市的自治管理步伐加快，从彼得大帝建立官僚体制以来，沙皇政府机构的活动第一次遇到了挑战和竞争。从事自治局工作的人认为民众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目的和活动方式，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或者牺牲前者而满足后者，自治机关是以“公众性”而非“国家性”为目的。在法定的私人和公共范围内，国家不能横加干涉。他们对国家职能和公共职能作了明确的区分，提出经选举产生的市杜马只对选民负责而不对政府的官僚机构负责。这种状况导致了市杜马和政府关系的破裂。[ Нардова В.А. Городск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60-х-90хгодовⅪⅩв .Л.,1984.с52-80.]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政府于1892年颁布新的市杜马选举条例，提高了选民财产资格和代表人数，结果这一举措更导致了双方对立情绪的激发。市政改革上体现的公民政治权利诉求更加凸现。各地出现的“沙龙”和“小组”成为了舆论中心，成为了思想争鸣和社会问题讨论的载体，它们与新闻媒体形成相互配合，形成了知识界影响报刊、报刊影响社会舆论继而进一步影响统治阶层的循环。[ Лихоманов А.В. Борьба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з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в1905-1907 гг.СБп.,1997.]“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的活动，都受到了来自社会和社会自治机构的监督”。[ Шумилов М.М. Мест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в Рссиив50-х-начале80 х-гг.19века.М.,1991.,с185.]
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在形成和反映社会舆论中的作用以及新闻媒体监督所起的作用都越来越大，以至对于官僚们来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们不仅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机构的意见，还要竭力讨好和迎合它们，并妥善处理与它们的关系，[ Тишкин Г.А. (ред) Феминизм и росс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СБп.,1995.с.134.]那种“衙门里人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了“按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20世纪初最高政权在同舆论界的每一次冲突中都作了一些让步，社会对政府部门活动的监督能力有所加强，在这种良性互动下，社会获得了为争取自己权益以合法手段来影响立法工作的可能。可以说“在1905年革命前，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要发展是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实现的。”[ Черменский Е.Д.Буржуазия и царзм в пер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1970.с.14.
]
从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这12年间，是逐渐成长起来的“第三种力量”合法介入俄国政治的重要阶段，这些自治局活动家成为了俄罗斯唯一具有长期管理国家和治理地方的有经验阶层，他们在政府排挤和激进青年的鄙视中顽强地坚持着，用他们的埋头苦干的“工蜂精神”逐步改变着对立的俄国社会，他们营造的社会氛围和基层自主意识为俄国自下而上地向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方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05年以后城市联盟和地方自治联盟的作用增大，市政管理也从原来的收税、治安、征兵三项的警察式管理向社会服务性转变。这些切实可行工作虽然不如“革命政党”言论和“破坏性”活动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是却对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培养中产阶级功不可没，也为合法介入政治奠定了基础。
“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
据统计，20世纪初在34个省的自治机构中有33个省的自治局议员参加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地方自治局在自由主义的引领下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倡导者。沙皇于1905年8月6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10月17日正式颁布《10月17日宣言》。这标志着沙皇让出了他的主要特权——专制制度，首肯了自由主义力主的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后，政府表示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使沙皇政权具有了立宪的功能，因此《10月17日宣言》现在被俄罗斯看作是“20世纪国家体制转变”的“最成功的”标志。地方自治局因为早期的无党派色彩，在1905年革命之前就形成了省际联合，1905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方自治会议，代表大会核心小组的成员几乎全部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可以说整个会议都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索尔仁尼琴认为，那个时期是知识界和思想界“异常美好”的时代。
1914年自治运动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地方自治联盟和城市自治联盟，联盟1915年底全俄有464个城市加入城市联盟，在城市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的政党，二月革命后曾当过临时政府总理的李沃夫公爵（1861-1925）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在一战期间，李沃夫与他所领导的全俄地方自治会简直就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化身”，保证军队的供给、负责灾民救助、城市供应、伤兵安置、掌握数亿元的财政拨款、不受限制的组织资源。李沃夫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从政府中救出国家”，把它交还给社会。[ АстошовАБ Союзы земств и городов и помощь раненым в перв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2.№.6 ]到20世纪初，俄国的各种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无论政治取向的、还是行业、职业成员利益体的或者是以慈善为目的组织都是自愿成立、自主活动的组织。各个行业都有协会成立。这时俄国已经孕育出许多公民社会的要素，“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迅速”。全俄占总数10—11%的商人和占总数16—36%的市民拥有自己的福利机构，向本行业内部的贫困户提供物质帮助；全国有14000个各类慈善组织和机构，全国有大约100个中学教师协会，150多个私营企业职员协会；企业主方面有冶金与钢铁加工代表联盟、金属加工工业联盟、全俄企业主协会联盟、全俄贸易与工业联盟、捍卫工业委员会，农业方面有全俄土地所有主联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职员都有捍卫自身利益社会团体。劳动者方面俄国的上千个工会中有150万会员；全国还有6.3万个合作社，吸收了2440万成员[ Ильина 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1920-е годы. М.,2000.с19.]。1905年成立了“全俄农民联盟”，年底有20万农民加入。从上层人物到普通知识分子都把参加社会组织看成是非常体面的事，看成是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平台，有时一人甚至参加好几个组织。[ МА Давыдов Очерки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ец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в.М.,2003.с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