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民智”的“社会工作者”
据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国家法和法学比较史专家、社会学的开创者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统计，1912年俄国有自治机构的省份有40个，在自治机构中的人约有8·5万人。[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В.И.(ред.) Россия вконцеⅩⅠⅩ века.СБп.,1900.с转引自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209。 ]他们在其社会实践中真正做到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成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会的知识阶层，改变了“城里有文化的人听不懂、甚至排斥农民的语言，农民也听不懂城里人的标准语。他们彼此不了解，没有任何共性……形成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状态[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347页。]。19世纪后25年“第三种人”也曾经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农村建成“反对私有制的堡垒”的思路作过一些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渐趋主流，摆脱中世纪的宗法传统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成为这些农学家-组织者“具体工作”的指导方向，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国特色“社会实践”的工作经验。[М.А. Давыдов Очерки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ец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в.М.,2003.с134.]
由于俄国的市场化进程以及“深入社会”的“社会工作者”不懈地努力，首先使俄国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商业者地位第一次超过了贵族，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重集体、轻自我”的共同体本位价值观也出现了“平衡移位”，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离感”和“接纳障碍”在逐渐减弱。在自治局工作者下乡办教育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双向过程中，农民的识字率从19世纪中叶的10%上升到二月革命前的36%，农村整体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世纪70年代以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移民，1869年-1900年彼得堡人口从66·8增加到124·8万，新增人口中有近七成是移民，有41·9%是在近10年里来到首都的，[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с-Петербургаза 1901-1902гг.с.68-69.]从1890年到1900年每年还有720万的外出打工者。农民出身的新市民后来成为影响农村转变的“传送带”，农民开始接受新事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对城市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逐渐理解。在他们的行动中理性、个人因素和宪政的因素都在增加。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以后，工商业部就收到大量要求成立各种协会的申请，从申请中附带的协会草案章程中可以看出，在新移民的价值体系中，个性解放和维权的意识占据了显著位置。
以前俄国普通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衬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鄙视商业和企业在俄罗斯是有历史传统的，对“经商的犹太人”的偏见始终难以消除。企业家的人格受到质疑，他们如果受到赞扬，往往不是由于企业生产活动的成功，而是用赢利的钱所作的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后都愿意实现身份转移。但是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到19世纪末受到了挑战。
这一阶段由于贵族没落的速度加快，他们占有的土地从19世纪60年代的8700万俄亩减少到1905年的5300万俄亩，40年中减少了40%；1905-1915年的十年间在欧俄的47个省这类土地又减少了1100万俄亩。[ 孙成木：《俄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见《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加剧了旧贵族的破产。在自治局工作者的启蒙和宣传下，人们对“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瘟疫”的敌意明显降低，而对贵族身份不再感兴趣，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正在取代贵族的地位。著名企业家里亚布申斯基就说：1861年后，“商人的自我评价明显提高，几乎再没有人像从前那样追求贵族身份”。[ Рябушинсий В.П.Старообрядство 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чувство. М.,1994.с161.]比如1899年沙皇曾赐予契柯夫贵族身份和三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契柯夫不但对此秘而不宣，而且羞于公开此事，一直到1930年契柯夫的传记作者才在他的家族档案中发现此事。俄国改变了传统上轻商抑商的文化传统，工商业者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认为靠个人奋斗、个人努力远比躺在祖宗的荫庇上光荣。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上，莫斯科商人拒绝站在贵族的后面，坚持站在前排，争执的结果是商人获得胜利，多年以来加冕礼仪的排序第一次得到更改。[ Зиновьев К. Россия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London.,1983.с.47.]
二、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地方自治局运动
社会改造初见成效
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农民问题的广泛性与尖锐性凸现出来，各种派别为之进行了广泛的论战，自治局工作者认为，地主经济不可能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主流，而只有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可能会更为有利。他们跳出了以“道德人”或“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争论，而是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态分析出发研究其农民的经济行为，使之提出的理论更能为农民所接受。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自治局所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使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在这一时期的俄国农民、乡村和农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辉煌成就。他们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实践，使得俄国农民学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顶峰，仅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专著就达4000多部，他们还完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这些成果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
“自治局工作者”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本着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的未来寻找出路。他们的工作看似琐碎，但平心而论，这些“实际工作者”为改变俄国阶级结构两极对立，“中间群体”力量薄弱的状态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济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如1890年初因俄国爆发大规模的霍乱伤寒，自治局工作者全力投入抗疫，有多达60%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因接触病人而死亡。[ 转引自邵丽英：《改革的运命：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笔者作为邵丽英的博士论文答辩导师，此文受到她博士论文一些观点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从1864年“自治局法令”颁布到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是地方自治运动展开“社会实践”卓有成效的阶段。这一时期“自治局工作者”的工作主要是改善社会环境、提高民众的素质，仅1865年-1884年地方自治局就向政府提出2623项申请，其中约有近半数的申请所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使俄国在教育、卫生、交通、民间金融各方面都迈上的一个新台阶。1872年普通中学从19世纪初的30所增加到126所，到1915年中学数量已经达到1798所；20世纪初他们办起了1万所初等学校和大量的“扫盲班”；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1824-1871）为推行统编教材做出了巨大努力，他编写的《儿童世界》和《祖国语言》始终是俄国基础教育的主要教科书，一直沿用到十月革命前，先后再版了几十次之多。
11898年在34个设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内建立起2千多个图书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呼吁和运作下，乡间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大提高，20世纪初俄国的单位人口医师占有率比19世纪70年代增加4·4倍，主要是在农村地区设点；地方财政支出的1/4-/1/3用于医疗卫生，医院服务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而且是免费医疗；9岁以上的居民识字率从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寿命增长了2岁（从30·4到32·4岁）。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大学生则增加了6倍，图书馆的数量增加了4倍，图书报纸发行量增加了2倍。在农业方面建立了不少示范农场，大力推广机械化的新式农机具，明显提高了农业生产率；34个省的359个县里设有243个地方自治会邮局，这其中2/3的邮局架设了电话网并设立了乡村通话点。在城市里建起了排水设施、道路照明、剧院、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在他们“眼睛向下、工作中心向下”的不懈努力下，俄国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在快速缩短，甚至出现融合的趋势。连高尔基也不得不佩服，第三种人的“这种大量的艰巨的工作是需要付出不少心血的，其文化价值也是无可争议的”。[ 王介之选编：《高尔基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