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主观上绝不想替沙皇专制辩护。作为左派在道义上赞扬车氏的普列汉诺夫也尽量发掘他这方面的思想。例如普列汉诺夫发现，尽管车氏多次说需要不可调和地反对的只是贵族政治。但在某些时候，为了反对沙皇他甚至为波兰的贵族政治辩护，说“波兰没有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它力求实现“自由的个人为了相互的幸福而达成协议”，尽管波兰有贵族特权，“但享有特权者的范围却能够越来越扩大，把被人忘却的、被遗弃的、丧失任何权利的人民群众都包括进去。”[ 《现代人》1861年4月号，443页。//Соверменник.1861. №4.]普列汉诺夫评论说：甚至波兰的民主派也没有如此热衷于赞扬这种贵族制的“波兰古老生活方式”。[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119-120页。]不过，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支持波兰人抗俄方面比一般“爱国”的俄国人开明，这确实难能可贵，但上面这段认为波兰贵族制优于沙皇专制的话是否出自车氏手笔还是可疑的。因为刊登于《现代人》上的这篇短文没有署名，后来也没有收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集。而贵族制（尽管不是指波兰）比皇权专制更坏之类的意思，车氏是明确表达过的。
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就是：他把俄国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做了一个彻底的隔断。他说：“在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政党人士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它甚至超过了横处于其他政党之间的最深刻的分歧”。[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М.,1939-1953гг.с.122..]民主派不关心自由主义认为高于一切的那种利益，即言论自由权和立宪制。在一切政治体制中，民主派仅仅同一种制度——贵族政治（而不是专制政体）是不共戴天的，因此自由派往往对民主派深恶痛绝，说“民主主义会导致独裁统治，对自由有致命的危险”。[ 车尔尼雪夫斯基：《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期法国的党派斗争》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73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观点对正在成长的俄国民主派无疑发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到70年代末，俄国民主派一直对“政治”报以十分轻视的态度。列宁也承认，“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斗争的结局”。[ 《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175页。]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相对立，他反对用“资产阶级”的一套新的枷锁，用宪法、议会、以及“自由主义文明”的幻想来束缚俄罗斯。以后一些继承他衣钵的民粹派在这方面越走越远，有的甚至发展成“警察民粹主义”，声称立宪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是抽象的、毫无意义的，是政客们腐败的游戏，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价值。西方的政党政治是“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利益的”，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远不如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来“抑强扶弱”、“为民做主”更合乎正义。所以社会主义者甚至可以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因为它可以使那些“贪婪的私有者”害怕。西方选举“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很不公道，他们会欺负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有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远高于富人，因而对一切人都是很公道的”。[ 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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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国宪政进程的发展，俄国的“自由派”（尤其是作为反对派的自由派）向自由民主派方向发展，而“民主派”则分化为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即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19世纪末的论战中社会民主派取得了对民粹派的优势。而无论是自由民主派还是社会民主派，都对上述源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民专制”理论进行了批评。但是这种理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在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再次高涨起来，最终导致了1917年以后“专政”战胜“民主”的结果。
反智主义、公社崇拜与“叛逆的僧侣子弟”思维特征
尽管“叛逆的僧侣子弟”持有强烈的反宗教和无神论观点，但传统无法割断，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推理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东正教的阴影。
我们知道，东正教神学的逻辑性本来就很差，是基督教中最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推理演绎、远离逻辑理论，思辨性差，少理性色彩，号称是“感悟之宗教”。“正教”学说一向对经院繁琐理论没有好感，它不需要制定形式，不需要思辨的逻辑环节，只要沉思默想的内在信念和灵魂的感悟，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的东西。纵观整个东正教哲学，没有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环环相扣的剖析论证，缺乏繁复而自洽逻辑推演，有的只是超验体认和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引导，这就形成了俄罗斯人的一种神秘而浪漫的、着魔般的跳跃思维方式。比如在古俄语中“苦难的人”和“罪人”是同义词，“罪”和“罪行”是同义词，几乎不用“犯罪”这个词，对“犯罪”之简单的称为“罪”，而“罪犯”就是“罪人”，“罪人”也就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也就是“苦难的人”。这是俄国人特有的推断和逻辑转换。
由于平民知识分子队伍中大量的僧侣家庭出身者，他们虽然当不了教会的牧师，但是他们随时准备充当人民的世俗牧师，喜欢教化他人、习惯于“灌输论”是这些曾经的“准神职”的职业惯性。他们的排他性的“正统真理观”是不容置疑的，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偏偏这种“真理”本身就是缺乏内在支撑，其核心理论是经常“漂移”的，概念是可以转换的。后来在革命理论形成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结论都是通过这种思维逻辑推倒出来的，在他们心目中的辩证法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推理变通”——不顾一切接近所设定的最高目标。
这种隐藏在平民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关键点是可以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求证而被辩证的转化，有了“辩证法”这个工具，一切原来逻辑矛盾的东西，就都可以理顺了，辩证法就是道理可以两面讲，坏事可以变好事，这样做坏事就没有什么顾忌，并且把感情宣泄和仇恨神圣化和正义化了：罪恶可以转化为善良、黑暗可以转化为光明，人道主义可以转化成非人道主义，作恶可以转化成“为民”，施暴可以转化成“带领俄国走出黑暗”，唯我独尊可以转化成“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勇敢赴死。总之，一切手段都是为了证明目的，有多少人成为自己理想主义的牺牲品都在所不辞，我们经常在俄罗斯革命的心灵看到一种危险的倾向，看到它存在着反叛的文化心理变化能力，或抛开严谨的推理随便转换概念的变通手段和原则“游离性”。
因此，即便是对车氏的革命精神评价很高的普列汉诺夫也清楚地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具有强烈的反哲学和反智主义的倾向。在车氏看来，哲学的形而上讨论本身就属于带有贵族色彩的知识范畴。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对40年代人热衷的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他说，“这些绝望的、疲沓的、浸透着自私精神的人，在我们这里被当作了预言者，黑格尔这个脱离生活激荡的、以书斋学究的特殊眼光来观察一切的人，无法使别林斯基这样一个热烈地浸透着生活追求的人无条件顺从，老师和学生活动的两个不同社会的要求，是太不一致了。别林斯基很快就抛弃了一切黑格尔学说中可能妨碍他的思想的东西，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463页。]反黑格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把费尔巴哈认作自己的哲学导师，他用费尔巴哈的基本思想来解决他的知识领域的问题。但是他对费尔巴哈的解释其实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普列汉诺夫说：“平民知识分子总是十分蔑视他们称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平民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的许多严重过失，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哲学修养”。[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5页]“他们对于外国语言懂得非常差，对于外国文学他们只是从第二手，通过译文才知道一点。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会说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对于最主要的外国文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平民知识分子偶然抓住什么西欧的社会思想，就立即按照俄罗斯风尚把它加以改造，结果往往得到真正反动的空想”。[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