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专制”理论
既然在俄国贵族、沙皇制造的丑恶是丑恶，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反对这种丑恶的丑恶就不是丑恶。托尔斯泰说按照人道主义，不允许暴力，为了实现人道而主张暴力的人，被托尔斯泰认为是“以恶治恶”的“丑恶东西”；托尔斯泰表示，他同“社会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双方的主要分歧就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不同意托翁的这一套，他认为，既然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很强大，不使用暴力手段便无法战胜，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受到为人类造福的信念鼓舞，就不应该拒绝革命的手段，不应害怕革命弄脏了自己的双手”；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如果是为革命的服务，那么是可以接受的。这样，“19世纪60年代，整整一代年轻的‘神学院的学员’成长起来，这些人认为，抢劫甚至谋杀都不是犯罪，而是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一种‘高尚的反对’”。[ （德）赖因哈德·劳特：《陀斯妥也夫斯基哲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99页。]
由此就产生了车氏最广为人知的那句名言：“历史的大道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要穿过开阔地，灰尘漫漫，遍布泥泞，有时还要穿过沼泽和丛林，如果担心沾染灰尘，弄脏靴鞋，那就永远不能参加群众运动。”车尔尼雪夫斯基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不道德行为只要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服务，而是为了“正义事业的利益”，就不仅可以允许，而且值得赞扬。车尔尼雪夫斯基向青年人说，“一个革命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往往不得不处于追求纯个人目标的正直人说永远不许自己陷入的那种境地，社会活动是高尚的事业，但不是完全一尘不染的事业，对于道德的纯洁性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7.М.,1939-1953гг.с.923..]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我国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极其渴望革命早日到来，虽然我明知，这期间也许非常长的时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也许很长一段时间只会扩大压迫，——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惧怕这一点的，平平静静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没有抽搐历史上就不会有进步，……认为人类可以沿着平坦笔直的道路一往无前是愚蠢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鲍格斯洛夫斯基：《假死刑犯——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8-129页。]他也承认革命是“历史的抽搐”，不是一个特别“清洁的活动”，甚至也会带来灾害，但是不这样做就无法消灭那个制度的恶。所以革命——不论它会带来什么损失——都是合乎道德的。他说：“这又有什么关系，一个不为理想化所迷惑的人，一个善于根据过去评判未来的人，一个会赞扬历史上某些时代——尽管这些时代起初也带来了灾难——的人，是不惧怕这一点的”。[ 鲍戈斯洛夫斯基：《假死刑犯——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8-129页。]
车氏认为：为了人道而使用暴力的人是应该排除在暴力之外的，因为那些维护黑暗制度的势力很强大，没有暴力就无法战胜它，要想普及人道，就先要有暴力。人的出发点是放弃较小的利益以获得较大的利益。
于是从平民知识分子以后，俄国的社会主义不再会是田园诗般的温和，用以反对腐朽制度为目得的革命运动，被认为是民族历史上最有益处的事件，这种暴力是值得颂扬的。平民知识分子的高尚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之间不高尚行为的这对矛盾在“车氏推理”中被理顺了。后来以目的证实手段成为民粹主义的一个口号，又从民粹主义进入到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中，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了这一遗产”。[ 雅·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108-109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称得上是这种理论的祖师爷。
这种理论一方面导致禁欲主义，他宣扬新道德，对右派阵营的人物进行诽谤，斥责他们没有道德。19世纪下半叶在禁卫军、游手好闲的地主、官员中有淫乱的习气，所以革命者就反其道而行之提倡禁欲主义，一方面这样做是为了道德的纯洁性，高尚性，另外“行动者”也不需要儿女情长。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又鼓励不择手段，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涅恰耶夫和特卡乔夫。以后“凡是在急不可耐或利益主义占了上风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最怪诞的现象，今天的罪行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不讲道德是为了未来的道德，世界观的专制主义是为了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残酷的不公正现象是为了虚幻中的幸福”。[ 雅·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49页。]
这些说法经过后来民粹派的发展，就为一种“类专制主义”、“人民专制主义”建立了一套理论基础。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个人的品格与多年的流放生活一直是受到赞誉的，从来没有人认为他的利己主义是为自己设定的，他说：“我为自由而斗争，但是我不期望只有自己的自由，不能设想我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斗争的”，即便反对他这套理论的自由派，称赞他个人道德的也不乏其人。但是不能否认，后来在这套理论的庇护下有多少血腥的、肮脏的和丑恶的东西都大行其道，这个反差真是太强烈了！
“民主派反对自由派”
用当时人的话说，“60年代人”反对“40年代人”的斗争，就是“民主派”反对自由派的斗争。“民主派”的一个关键思想就是要以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来取代自由主义追求的“言论自由和立宪制度”。在1858年发表的《法国的党派斗争》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由于贫穷的人民不善于发表言论和搞政治，政治自由对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可以对政治漠不关心。“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愿望以及根本动机，都是大不相同的。自由主义忙着争取的那些权利，（即政治权利）在人民看来是‘漠不关心’和不值得‘珍视’的，民主主义所注意的是，尽可能推翻上层等级在国家机构中对下层等级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减少上层等级的实力和财富，一方面给与下层等级更大的比重和物质利益，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在这方面变更法律和维持新社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几乎横竖都是一样的。”[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153-157页。]车氏甚至说：尽管英国有政治自由，但民主主义者却宁肯喜欢西伯利亚，因为在西伯利亚，“平民”似乎生活得比（存在贫富分化的）英国更好些！说这话时他既没有去过英国，也没有去过西伯利亚。他大概没想到一年后他有了一次英国之旅，更没想到6年后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不知道身处维柳伊斯克的他是否还认为西伯利亚比英国好？
显然，这样的主张不仅是“自由派”反对的，甚至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这两个词在俄国是一个意思）坚决反对的。普列汉诺夫和（早期的）列宁对此都进行过严肃的驳斥。所以，应该说当时俄国所谓的“民主派”与“自由派”都有点名不副实：起源于贵族的“自由派”如前所述，在相当长时期内关心的主要是贵族的自由，对农奴他们初期主要强调的是仁慈，而对农奴的自由态度暧昧，支持解放农奴也是较晚的事。
反过来“民主派”的问题更大，因为他们不仅反对“经济自由”（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而且也反对、甚至是尤其反对“政治自由”。而所谓“政治自由”不仅包含了言论自由等一般认为属于“自由”的东西，而且也包含了结社组党、代议政治、竞争性选举尤其是普选制等无疑属于“政治民主”范畴的内容。当时欧洲的左派不仅并不一般性地反对经济自由（对专制国家的干预他们常常也是反对的，左派明确支持福利国家，是民主制度确立以后的事），对“政治自由”更是承认的，甚至本来就是左派极力争取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社会民主”（经济平等、社会福利乃至公有制等）本来就以政治民主（也可以说是政治自由）为基础的，而且他们也是要以“社会民主”改造经济、而不是以可能是专制的国家干预和国家垄断来取代经济自由。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代表的“民主派”不同于欧洲的民主派，甚至不同于欧洲的民主左派，他们不仅抵制“自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抵制民主，这种“民主派”实质上是民粹派，他们所谓的“民主”其实主要就是以“人民专制”来均贫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