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车尔尼雪夫斯基
“60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的中心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说到“60年代人”和“平民知识分子”，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代过来的人都会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1811-1848）、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和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他们三人的确可以说是上述两个概念的样板人物。如果说别林斯基为平民知识分子奠定了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批“刺猬”中的集大成者，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至于杜勃罗留波夫，他的激进程度有甚于前两人，但很多观点只是前两人思想的延伸，原创性不大，而且他只活了25岁，留下的著述相对少，主要集中于文学批评，笔者认为可以略去不谈。别林斯基已如前述，他虽然活动于40年代，但却是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流的批判性思想者群体“40年代人”中的一个异类和叛逆，并因批判“40年代”的狐狸们而成为平民知识分子即“60年代人”的思想先驱。然而他本人并没有活到60年代，甚至三人中最年轻的杜勃罗留波夫由于最短命，也只活到60年代的开端。
众所周知，“60年代”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终结”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开始”。平民知识分子之所以有“60年代人”这样一个思想史上的别称，基本上就是由于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以别尔嘉耶夫认为，“60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的中心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2004年，三联书店1962年，107页。]车氏因寿命相对长而不但活跃于整个60年代，并且一直看到了19世纪80年代继承他们这批“刺猬”传统的新一代，即民粹主义者的兴起。因而他不但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还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思想先驱。
同时与别、杜二人相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涵盖面要广得多，他的著述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和时事政论。由于在“唯物主义”（反宗教）和“阶级斗争”（强调贫富对立）等方面他在完全属于俄国文化的土壤上得出了与西欧同时代新潮思想界类似的观点，并持有类似的激进、革命姿态，他也受到了马克思的注意并得到过马克思相当高的评价。因此他又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源头之一，以及成为平民知识分子—民粹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这支俄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潮流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过去在“革命时代”他曾因此受到广泛、高调、持续的追捧，而在“告别革命”的年代他又是饱受抨击的箭靶。对他进行深入的剖析是非常必要的。
普列汉诺夫曾说，“如果我们说别林斯基是启蒙运动者的鼻祖，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是他们最伟大的代表。”[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374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沿着别林斯基的足迹前进，后者是前者事业的直接继承者，他走得比别林斯基更远一些，他是激进党派公认的领袖、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宣传者、革命青年的楷模。普列汉诺夫还说：“我的思想发展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极大影响下完成的”。[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433页]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评价最高的人物，列宁称他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他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全部唯物主义哲学的顶峰[ 《列宁选集》第2卷，368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刻透彻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现实”，[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246页。]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142页。]他在有限的合法活动的7年和被流放的21年里提出了许多对后来的“左翼思想界”影响极大的观点。
因此可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6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如果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他与后来的民粹主义、甚至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称得上一脉相承。用约瑟夫·弗兰克的话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对于最终导致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所提供的激情动力，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另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越坏越好”（劳动者的处境越坏，越有利于发动他们起来革命，因而对革命者来说“越好”，所以革命者就不该追求不能导致革命的处境改善）的观点，后来也为列宁所接受并大加发挥。
但是另一方面，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以与民粹主义决裂为标志而宣告自己横空出世时，他们也面临着如何对待作为民粹主义先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问题。可以说，在这方面“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有着明显的不同。普列汉诺夫等“西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民粹主义、建立自己的独特立场时也明确地批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许多“错误”，尤其是批判车氏对所谓“抽象自由”的否定，反驳车氏所谓宪政民主只是无用的“金饭碗权利”的说法。[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88、159页。]而通过肯定“抽象自由”和宪政民主的意义，并批判“反对政治自由（认为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们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
然而以后来的列宁为代表的另一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则采取了几乎无保留的拥护，唯一的遗憾似乎只在于车氏没有生活在西欧，所以在哲学上“没有上升到、更确切地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而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选集》第2卷，368页。]而在反自由主义、否定宪政民主、主张“灌输论”和革命专政，以及为革命的功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等方面，列宁们则全方位地继承和发展了车氏的主张，并把车氏只是想过但从未做过的上述一切都付诸实践。所以，如果说对普列汉诺夫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虽有最初的启蒙之功，但终究是从民粹主义转变到社会民主主义时必须搬掉的一大障碍，那么对列宁而言，车氏就是他从民粹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后来的两个思想方向（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乃至两个组织流派（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就以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遗产的态度作为了分水岭。
车氏“不可调和地仇视的只有贵族”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28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的僧侣家庭，他的家庭状况在这个阶层中并不算太差，他父亲的年薪可以达到1500卢布，在当时已算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但仍无法与贵族相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是非常不富有的，在我们这个不算穷的家庭里‘十戈比银币’有多大的分量，我们家并不穷，食物很多，衣服也不少，但是从来没有钱，因此我们的长辈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什么家庭教师之类的东西”。[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159页]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平民化的，所以他和别林斯基一样，在贵族的沙龙里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与只讲外语和衣衫光鲜的军人子弟相比，他觉得自己“是穷光蛋和渺小的人”。[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9.М.,1939-1953ггс.10.]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外文的读写能力都还不错，要比别林斯基强很多。至于说到他的“宗教突变”原因，洛斯基推测，和别林斯基一样，“是好人遭受的非人待遇，对他来说成了上帝不存在的证明”。[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74页。]因为俄国人都知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上帝（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двум богам）”，东正教的这个上帝既然不能拯救苦难的人们，就只能离他而去，很快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在人民中找到了另一个上帝。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毕业后在萨拉托夫中学任教，1853年来到彼得堡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撰稿，后成为《现代人》杂志实际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