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对伊凡四世、彼得一世这些强权沙皇的评价都很高，对他们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极为欣赏，尤其是彼得大帝，认为他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需要促成的”，彼得时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保证了民族独立、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他为彼得大帝辩护说：“只有带有强大的侵略性才能实现目标”，“这一类事件在民族生活中是太伟大了，不可能是偶然的，而且民族生活不是一艘脆弱的小艇，每一个人用浆轻轻移动就可以随意改变方向的”，只有伟大人物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进一步论证说，“我抛弃了对人民的神秘信仰，人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解放了自己呢？人民有时只能起消极的辅助作用，当我对我的朋友面前说，俄国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时，他把我的思想当作邪说一样攻击，说人民应当为自己做出一切，这是何等天真愉快的思想啊！为什么不假设组织一个设备完善的国家，先用君主专制治理自己，以后改为立宪国家，最后改为共和国呢？一个伟大人物对于自己的国土意味着什么，波兰最好不过证明了，剥夺资产阶级权利的国家是如何的坚固”。[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467-468.]他说：“我们俄罗斯人的使命就是要向世界发言，向世界提出自己的思想”，我“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们，他们命定要瞧见1940年的俄国，将站在文明世界的首位，……接收全体文明人类致敬的礼物”。[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三联书店1957年，222-223页。]他的思想的暴政与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的暴政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只是在当时这一切还没有显现出来。
“人民的保姆” 手持柳条鞭打“顽皮的孩子”
在如何看待政治自由的问题上，别林斯基认为政治自由多了对俄国人没有好处，“俄国还是一个小孩子，他还需要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胸怀中充满了对他所抚养的孩子的热爱的心，而他的手中应该有一个柳条，准备对这个孩子的顽皮行为加以惩罚”。[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148.]俄国民族还没有达到可以享受自由的程度。“伏尔泰像撒旦，撒旦被最高意志从金刚石的锁链里解放出来，他就利用短短时期的自由来危害人类”。[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2.с.470.]对狐狸型知识分子喜欢谈论的“权利”问题，别林斯基轻蔑地说，这就如同是中国皇帝为了自己的健康使用金饭碗的问题一样。普列汉诺夫批驳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中没有人会同意别林斯基的这个意见，认为政治权利问题正如中国皇帝的健康问题一样，都是和人民的真正的利益无关的，这是一个错误。没有政治的权利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所以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工人就应当竭尽全力去争取到这种政治权利，正是因为这样，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的步骤应当是争取政治自由，别林斯基那时所不清楚的是，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联系，这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弱点之所在”。[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516页]
在这个阶段别林斯基一反自己“仇恨现实”极端情绪，而对他过去赞赏的东西大加抨击。别林斯基担心俄国的进步派会以敌视政府的尖锐表现把政府吓坏了，批评这些人是有害的，是故意和政府捣乱的，因为他们“使政府激怒，使它成为多疑的、使它在根本什么事也没有的地方认为要发生暴动，并且引起一些对于文学和教育的急剧又有害的措施”。[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440.]1847年4月舍甫琴柯因为参加秘密组织案件被捕从军被送往高加索，同时禁止他写作和绘画，别林斯基不但不同情反而对舍甫琴柯的“过激”行为大加谴责。很多人奇怪同是一个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那份有名的信的作者，与谴责舍甫琴柯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为什么会从一个极端陷入另一个极端。多变，而且是高调鲜明地“跳跃”是别林斯基的特点。后来在“哲学家之船”被驱逐出境的洛斯基评论说：“别林斯基在自己短暂但却极有作为的一生中常常改变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每一次改变都在他的评论作品和政治作品中深刻地表现出来”。[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66页。]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别林斯基不懂德文有没有纯粹思维能力，[ 阿·伏伦斯基：《俄国的批评家》90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444页]哲学功底较差，别林斯基自己也承认说，我天生“仇恨抽象”、“仇恨思维”，“别林斯基在论证中是颠三倒四的”，[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233页。]“系统的思想是别林斯基所不善长的，他的思想最终会退化为混乱的思想，充满逻辑的错误和朝着调和、保守方向走的奇怪梦想”[ 阿·伏伦斯基：《俄国的批评家》90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444页]。
其实对别林斯基三个阶段思想变化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三段都是有联系的，前期的“现实调和主义”与中期的“革命暴君”，再到后期的“拥抱彼得大帝”是有逻辑关系的，而他第二阶段的现实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的义愤和感受出发而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的，所以后来的思想回归并不令人意外。有人认为，别林斯基的矛盾之处在于，他即是“人民崇拜”的提出者，又是强制理论的赞扬者，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而人民的代表、人民的体现决不会是那些“乌合之众”，而只能是他这样的精英，只不过需要借人民的称号来掌握权力罢了。别林斯基在临终前表白过，说自己“已经抛弃了对人民的神秘信仰”。[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94页。]他坦承，“除了英雄主义我轻视一切”，手握权力的强制力是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唯一法宝，“我懂得了王国跨台的观念，征服者的合法性，我懂得了没有野蛮的物质力量，没有刺刀和宝剑的统治，没有专横，没有偶然性——于是，我保护人类的思想也消失了”。[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461、471页。]
他对东正教会憎恨程度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的无神论者”，但是从他临死前写的文章中又反映出对上帝的渴望，似乎又企图从中寻找神秘的力量。总之，他的“跳跃性”之间并不是没有逻辑联系的，因为“俄国人的宗教精神是能够转换方向的，并且是转向非宗教目标，俄国人永远不是正统派，就是异教徒，而他们的心理结构依旧”。[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9.]别林斯基是19世纪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直接的前驱，也是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直接先驱，是在革命意义上“俄国特殊论”的最早提出者。卡维林在他的回忆里中说，别林斯基虽然是“西方派”，却很早就有斯拉夫主义的思想，他说在解决社会问题，结束资本家和大地主和劳动人民敌对关系方面，大概俄国会比欧洲各国做得更好“。[ Современики оБелинском.М.,1948.с.91.]
文学评论成为激进主义的摇篮
根据阶级关系确立的文艺创作“三原则”
别林斯基在他的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文艺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后来被苏联学定义为“人民的艺术观”，即用“阶级身份”来决定艺术的好恶趋向。1847年别林斯基提出文艺评论的“新美学”观点，即“现实主义、社会意义、人民性和思想性”是衡量作品的第一要素，提出了在文艺评论中要以作者的出身来分析作品的方法。他认为，贵族作家的文学不可能培养文学的人民性。别林斯基一反人们对“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的赞誉，而高喊出：“我们这里没有文学”！[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с.394.]说贵族在自己优美的创作中充分的体现并复制着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场景，无论它是多么美好，它只是那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写照，因此从大多数的立场上来讲、从民众的生活的真实性来讲，“我们没有文学”，别林斯基说：文学“在社会上造成特殊的阶级”。[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302页。]所以我们要扭转“粉饰太平、轻歌曼舞”的局面，他的经典语言是“社会性，社会性，不能，只能死亡！这就是我的创作主旨”。[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