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描述别林斯基在辩论的时候，就像“洪流一样倾泻出来，他的整个面容呈现着内在的精力和力量，有时喘不出气来，他的脸上的全部肌肉紧张起来，……他像一个有权力的人那样攻击自己的敌人，随便的玩弄他，就像玩弄稻草人一样，挖苦他，使他处于可笑的地位，同时，以惊人的毅力发挥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时刻，这个通常是羞怯的、怯弱的和笨拙的人变成不可辨认的了”。[ 伊·伊·帕纳耶夫：《文学回忆录》莫斯科1950年，302页。]由于别林斯基无论在写作还是在表达中始终是有“攻击性的”行为，他的文风极具饱满的情感色彩，经常使用连珠炮似的排比句和口语化的质问语句，琅琅上口，非常好读，很适合于高声朗读，极具有煽动性和感染力。人们把他叫做“文学界的猛犬”。[ 伊·伊·帕纳耶夫：《文学回忆录》莫斯科1950年，293页。]别林斯基表示很喜欢这个绰号，他自己也经常这样自称。反对别林斯基的人写了这样一首诗：“不！你的英勇行为不值得夸奖，你蜇伤了卡拉姆辛，又说罗蒙诺索夫不是诗人”。[ 《莫斯科人》1842年，第10期。]这种猛打猛冲到处攻击奚落精英阶层的文章，深得后来平民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效法。
别林斯基“变脸”
别林斯基愤世嫉俗的否定是从痛苦中诞生的，他热烈的干预一切问题，在一系列批评文章中，不管切题不切题，他无所不谈，他带着始终不渝的态度憎恨地攻击一切权威，并经常上升到诗的灵感的高度，别林斯基无情的鞭挞他们，那些迂腐狭隘的风化雪夜的讴歌者，那些文明善行和温情的鉴赏家，他们浅薄的自尊心无不受到他的挖苦，从斯拉夫派来说，它通过与别林斯基的鏖战正式形成，他尽情讽刺他们，连他们带的农民皮帽、穿的老式粗呢上衣也不放过，[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23页。]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从每月25号起便如饥似渴的等待着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三番五次的跑进咖啡馆，打听《祖国纪事》到了没有，厚厚的杂志一到便争相翻阅，“有没有别林斯基的文章”，“有”于是怀着狂热的同情把他一口气读完，一边读一边笑一边争论着。[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25页。]显然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大学生更喜欢这种“战斗类型”的人物，更喜欢这类拿精英阶层“开涮”的文风。别林斯基的“狂暴”性格与出击方式成了后来崛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学习的榜样。“60年代的人们这样热烈的尊敬别林斯基不是没有原因的”，[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546页。]赫尔岑说，他们以感情的强烈、意志的坚决令人叹服，不安的酵母从早年起就在他们身上涌动，它们的血管里流着沸腾的血，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也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自尊心达到了虚荣的程度，成了对权力的渴望，对掌声和荣誉的陶醉，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罗马式的英雄气概。[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65页。]比起他们低三下四的父辈来，他们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赫尔岑评论道，“就别林斯基的思想方法说，他在我们40年代的西方派小组中代表了极左的一派”，他是一个非黑即白两端论者，是一个好斗的战士，他仇恨“中间状态”的过度人格。他在倾向西方派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宽恕赫尔岑同莫斯科斯拉夫派的半友谊的关系，赫尔岑向他解释人际关系与思想倾向没有必要混为一谈的时候，别林斯基认为赫尔岑是“带有温和性和世俗的明达的气味”，是“腐化和堕落的开端”。他认为人缘很好、能把各方面团结在一起的格拉诺夫斯基的致命的弱点是——中庸（модерация），这种性格很容易导致是非不分。[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и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130.]普列汉诺夫说：“‘愤怒的维萨里昂’比冷静的德国思想家要急躁的多，因此也就达到了黑格尔谈到过的那种极端程度”。[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476页。]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哲学的才能”，而他的动力来源——“仇恨思想”,在那个强调思想的年代显得有些怪诞。别林斯基对此一点也不隐讳，他承认自己反感形而上的哲学，反感俄国人总是跟在西欧思想界屁股后面拾人家的“牙秽”他说：“是的，我仇恨它（哲学），因为它是一种抽象，我的天性是仇恨思维的”。[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465.
]这个阶段罗伯斯庇尔是别林斯基最欣赏的人物。对形而上学的坚决否定使他走向了实证主义，正是他的“反哲学”态度开启了60年代在“最高法庭上否决哲学创造的权利”（别尔嘉耶夫语）先风。
除了性格极端，别林斯基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善变”，他一生当中“变化得叫人难以捉摸”，在他写作活动短短十几年间有过多次自我否定的“大跳跃”，“一直到逝世前也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可以说他一生都处在‘分解’”状态中，而且他对自己以前观点的“反戈一击”之坚决，就如同信仰时一样那么绝对。赫尔岑说，别林斯基是多变的,他会用尽他尖刻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先前的观点。[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3页。]就连他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别林斯基“今天可以反对他本人在一月以内说过的话”。[ 转引自《苏联各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政治史纲》科学出版社1959年，598页。]这种以实用主义为目的跳跃性的世界观以后我们还可以在革命民主主义谱系中的很多人物身上看到。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轨迹基本上由下列三个阶段：
别林斯基并不是一贯的“反现实”，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他是一个典型的体制“顺从论”者，是一个主张与“现实讲和”的妥协主义者、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提出要与“现实调和”、要“顺从现实”，要为普遍性而牺牲个性，以牺牲局部保全整体。这时他对君主制颇有好感的，在30年代末的文章中主要体现了与“现实和解”和顺其自然的鲜明特点。[ 这种“和解”观点在1839年的《博罗季诺周年祭》、1840年的《门采尔，歌德的批评家》、《聪明误》等文章中均有反映。]比如他说：“在我国政府总是走在人民的前面，总是成为引导他们实现伟大使命的指路明星”，沙皇政权“总是以隐秘的方式与上帝的意志与合理的现实融为一体”。[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с.493-494.]“人由于怀有对沙皇和祖国的崇高概念，由于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愿意为与现实世界保有血缘和精神上的渊源的沙皇和祖国服务”。[ 《别林斯基文章和评论集》第1卷，469页。]“绝对服从沙皇政权不仅对我们有利和必需，而且不啻是一篇反映我们生活的最崇高的诗篇，是我们的民族性”，[ 蒋路：《俄国文史采微》东方出版社2003年，221页。]“任何社会抗议在他看来都是罪过”。[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5卷，195页。]
他追逐过那个时代所有时髦人物，比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又先后抛弃他们。别林斯基曾经是“黑格尔”的铁杆粉丝，他每天手里都拿着黑格尔的书，到处宣扬黑格尔的理论，鼓吹没有黑格尔哲学，就没有真正的信念。康·阿克萨科夫甚至称别林斯基为“莫斯科河南岸的黑格尔”。1837-1839年他在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理论的影响下曾认为任何社会抗议都是罪过的，周围的现实既然是有原因的历史存在，那么它必然就具有合理因素，因此他认为与现实的斗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在沙皇专制制度还没有成为“过去时”，一定有它的“合理的必然性”。
这个时期他特别喜欢强调“力量=权力，权力=力量”，这个公式是他思想的浓缩。在“与现实调和”时期别林斯基的代表作是“博罗金诺周年祭”、“门采尔——歌德的批评家”，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不通过革命、不用阶级斗争，使用普及教育和启蒙道德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俄国社会的进步。在他写完《鲍罗季诺战役》的手稿时，他的朋友帕纳耶夫告诉他论文会在读者中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别林斯基自己承认说：“我知道，人们把我叫做献媚的人，卑鄙的人，他们说我在当局面前翻筋斗，……让他们去说吧，我不害怕公开的和直率的说出自己的信念”。[ Современики оБелинском.М.,1948.с.152.]1838年6月11日他在纪念莫斯科大学发表的演说词里写道：“变动和改革的必然性，也要在环境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在把一件东西弯曲以前，先要把他稍微弯曲一下，试试证明他不会折断，在树上砍掉一根枯枝的时候，先要仔细察看，以免在砍枯枝的时候，连带砍伤活的树身，发展是和渐进性连在一起的，在嫩芽出现之前不会有绿叶，在花朵开放之前不会有果实”。[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3.с.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