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程(2)

经历了1960年总统大选败于约翰·肯尼迪之手,以及1962年加州州长选战那更为难堪的挫败之后,整个60年代,尼克松都在耕耘他不被外界看好的政治生涯。尼克松持续在他最钟爱的公共政策领域,即外交关系,构思新见解。1967年夏,尼克松受邀前往加州,于波希米亚林园(Bohemian Grove)发表“湖滨演说”(Lakeside Speech),这类机构大概也只能在北美地区生存。显贵之人在精心雕琢的田园奢华环境里,享受文艺和质朴的冥思生活。尼克松日后表示,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次演讲——“是我迈向总统之路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后来以“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闻名的理论中,尼克松称,美国已没有余力再为其他国家打仗了。美国虽应继续伸出援手,但美国的盟邦也必须设法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发展也有鼓舞人心的迹象。苏联虽不遗余力地想要赤化世界,但却不想与美国展开大战。再者,共产主义阵营的铜墙铁壁已开始松动,中国与苏联出现嫌隙。尼克松日后见到周恩来时,他告诉周恩来,在60年代离开公职岗位周游各国时,他就有了这番体悟。

外界,特别是尼克松的支持者,总认为尼克松是20世纪后期唯一能够趁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之际坐收渔利,并突破中美僵化关系的美国总统。这时,英雄与时势相得益彰。尼克松曾告诉访问者,要辨识一个领导人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轻轻推动历史巨轮”。美国拒绝与亚洲大国、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交往,是没有道理的。诚如1967年,尼克松在美国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所述:“展望未来,我们不能再让中国永远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让中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滋生恨意,威胁邻邦。”在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比较中,尼克松表示与中国交往就好比同美国贫民区的黑人打交道:“必须压制两者潜藏的毁灭性力量,将其不法的元素导向合法的正途;并开启对话的渠道。”短期来说,仍必须遏制中国;但长期而论,还是应该把中国拉回国际大家庭。尼克松的文章并未流露出任何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也没有妄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在一夕之间改变。直到当上总统后,尼克松的想法才渐趋乐观。在总统大选期间,尼克松反复提醒放任中国自绝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危险。他甚至在1969年元月的就职演讲中迂回地说:“我们追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即观念的开放、商品和人员交流的开放,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国家大小,没有人应活在忿忿不平的孤立中。”

到了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均了解世界局势已不同于以往,而他们都需要新的朋友。尼克松多年后写道:“对双方而言,关系的改善乃是时势所趋,与两国由谁主政无关。”美国政治已不再像50年代那般,美国人民也不再与中国共产主义势如水火,引以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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