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可借用美国国防部长佛洛斯特的一句“我们没有政策”（we have no policy）来概括。a1947 年就在美国不可能大规模军援中国，也不可能撒手不管的情况下，最后以有限援助的策略来进行。尽管1948 年缺乏明确的对华政策，可是杜鲁门政府面对中国的问题仍旧面临四个重要的变项：
（一）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受到它的全球政策和观点制约的，其中最突出的年代是1948 年。由于1948 年4 月的柏林危机，引起西方世界产生二种忧虑：一是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世界正在分裂成两大泾渭分明的集团，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另一方则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二是人们愈来愈害怕两个集团间将发生战争。上述的忧虑代表着美国要把国家大量资源用来重整军备，并要在遥远的地区建立许多新军事基地，且要广泛承担一系列军事和经济义务。尽管在反共斗争中，美国不可能找到比中国更为坚定的盟友，但是当
时的重欧轻亚，重日轻华的局势，却使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受到了限制。
（二）强大的国会压力：在1948 年，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产生重大的变化。共和党十四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中拥有多数席次。而以共和党的保守人士，例如周以德（Walter H. Judd）、布里杰斯（Styles Bridges）、诺兰（William ）以及众议院议长马丁（Joseph W. Martin）等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中国游说力量，要求美国政府应该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c 由于杜鲁门总统与此届国会（第八十届）的互动并不融洽，所以他为了争取国会支持行政部门的援欧计划，则必须更谨慎回应共和党国会领袖的援华诉求。
（三）1948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如前所言，杜鲁门政府是内政重于外交；欧洲重于亚洲。而亚洲中的中国问题，只是外交政策的次要部分。但由于冷战的崛起，使得外交议题逐渐为美国民众所关心。基本上，总统与国会对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态度是一致的，而唯一有差异性的就是中国问题，此遂成为共和党准备对付杜鲁门的议题。1948 年，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的纽约州长杜威（Thomas Dewey），曾在1947 年11 月24 日的演说中，要求杜鲁门协助中国对抗共产主义。他指责杜鲁门的中国政策，破坏了从罗斯福时代以来即存在的两党外交政策，也违反了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股主张援华的诉求，一直延续到1948 年的总统大选年依旧方兴未艾。共和党人纷纷谴责民主党的亚洲策略，将会导致整个亚洲沦入铁幕之中。他们认为一旦中国赤化，势必危及到日本与全亚洲地区。为此，共和党乃提出大量援助国民政府的主张。
（四）中国局势的恶化：国共在历经1947 年的激战之后，彼此情势逆转，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已显露诸多败相。例如，中共在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已数次取得重大胜利，同时社会上也出现许多反国民政府的动乱事件。此时先后有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魏德迈力主军援国府。这些均与国务院的意见不同，也造成美国政府必须有所因应。
就在上述的背景下，尽管在1948 年初，杜鲁门政府即不对国民政府抱持着希望。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在4 月初与国会妥协，通过了一项援华的法案，以换取国会对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但其实在杜鲁门的认知中，只有中国自己才能自救，而美国并不准备直接承担起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