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作用,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经过历史的检验,还是《历史决议》、邓小平和陈云对周恩来的评价正确、客观。《历史决议》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陈云说得更直接:“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上述评价乃公道之论。
有一种议论认为,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对这场灾难,难辞其咎;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中和制衡,“文化大革命”早就破产了,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这种观点明显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实际,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仅凭抽象的逻辑推理,是难以得出科学结论的。具体说来:
第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革”的那些过火做法。
人们对“文革”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回首40多年前,有几人能说他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先觉者极少。毛泽东本人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最后也只承认有三分错误,并认为这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周恩来最初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跟其他领导人一样也不理解,要求自己“紧跟、紧学”。尽管如此,他始终不赞成“文革”的混乱和过火行为,并努力加以约束和克服。林彪事件之后,他积极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是一次拨乱反正。对于“文革”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就全党来说,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通过了《历史决议》才形成的共识。对于“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以及那些触犯刑律者外,绝大多数人被卷入进去都不能说是参与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活动。他说过的一些错话,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背景。研究“文革”中的周恩来,应该对上述问题逐一作具体分析。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
这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当时,“中央文革”的实际地位远在周恩来之上,其成员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因此,简单地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当然,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存在“造乱”与“治乱”两种力量。“中央文革”就是不断“造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周恩来则是不断约束“造乱”,努力“治乱”,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为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呕心沥血。也正因如此他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与此相联系,那种认为周恩来在“文革”的“天下大乱”中充当了执行者和补救者“双重角色”的说法,同样是没有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很清楚,这两个角色是分别以他们为代表的两种力量充当的。既然周恩来是“治乱者”,而不是“造乱者”,那么,怎能说他扮演了“双重角色”呢？“双重角色”论,实则在抹杀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上述“三个为”的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