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对于反右派斗争认识的反差很大。作为政治历史问题,1981年的《历史决议》作出了明确结论。作为学术问题,在一定范围进行探讨,贯彻“双百”方针,可求同存异。就作为学术问题而言,也要首先明确当时究竟有没有右派？我以为,这是客观存在,不应否认。凡是在有人群的地方,其政治倾向或政治主张,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左、中、右三派,这不必忌讳。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右派,在反右派斗争中将右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是作为敌我矛盾,这是症结所在。党中央最初是将右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民内部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这就是将右派问题放在人民内部认识的。在人民内部,既然有不同派别,那么对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展开反击,对其严重错误进行批判和斗争,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言论行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才能统一思想认识,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如果坚持将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认识,那么就不会发生后来那样严重的错误了。但是,经历了长期激烈阶级斗争洗礼的党,以往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还在继续起作用,将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不断推向越来越严重的地步,到7月中旬,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中,改变了对右派性质的看法。这篇文章指出：右派属于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样就把右派从人民内部队伍中划了出去,纳入敌我矛盾范畴,用驾轻就熟的开展对敌斗争的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套路来进行反右派斗争了。
既然将反右派斗争认定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那么一切都按照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右派了。既然当时强调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右派已不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自然也就不那么“正确处理”了。在这种逻辑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此后发生的划（右派）分子、戴（右派）“帽子”、“双开”（开除公职或学籍,开除党籍或团籍）乃至劳动改造之类,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正处》的指导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直接违背《正处》主题,严重混淆两类矛盾,这是非常不幸的。
◎ 重新学习《正处》，要紧紧把握好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
为什么在《正处》指导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直接违背《正处》主题呢？这有多方面原因。就《正处》而言,主要是从政治视角来阐述“正处”理论的。实践证明,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仅仅从政治上论理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其转化为法治理论,建立法治程序,完善法律制度。如果说《正处》还有不完善之处,这是一个缺陷。那时新中国刚成立7年,国家的法制很不健全,法治制度缺失很多,各级领导的法制观念十分薄弱。就党来说,还没有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观念转变,仍然习惯于革命党的思维逻辑和工作方法,以法治国这个理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认识上把大变动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做敌我矛盾,在实践中就不能不造成“严重扩大化”的后果。
时至今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沉重的一页历史早已进了博物馆。进入21世纪,历经磨难的党越来越成熟起来,混淆两类矛盾的事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发生,但如何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与没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有很大关系。在新时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正处》,要牢记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紧紧把握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健康、安全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