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章释意

闲章释意

闲章者,乃相对官玺私鉥而说的,即印文没有什么徵信意义,故谓之闲也。我是喜欢读读印谱的,陆续买了不少,居然也有好几十种。印谱中,闲章往往是大部,比起名章来,作者刻来似乎更为用心,这也容易理解,此时每每有抒情达意、言志表衷的心态在。我的读印谱,除藉以识字,就是尝试着去会意,既会印内之意,也会印外之意,至于结构和刀笔,不经意间也略略知道一点,由此联想其他事,也可推而广之,所谓小中见大是也。

闲章起源很早,战国时就已有了。及至元明,印材发生变化,那是印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过去印材都是铜玉之质,凿刻浇铸均由工匠担承,元人王冕以花乳石治印,仅是尝试,至明代中叶,文彭以处州青田灯光冻石治印,才出现世人风从的局面,本来只能写篆而不能镌刻的文人就有了用武之地,使得治印由工匠之制而变为文人的掌上馀事。闲章因此也就大量出现,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流派纷呈,璀璨夺目,终成为文人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文彭之作,不但标志着篆刻由铜玉时代进入石章时代,真正转而为文人创作,并且由此开始了闲章的鼎盛期。文彭字承寿,号三桥,文徵明次子,乃是吾乡先贤。继之而起的归昌世、顾苓等名家,也都是吾乡先贤。这是苏州文化史上值得骄傲的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经自学刻印,让人做了印架,自磨了刻刀,然而成绩全无,没多久就将印架、刻刀诸物弃若敝屐,从此成了一个欣赏者。大学毕业后,由于在文化界谋生,认识了张寒月、矫毅、瓦翁等前辈篆刻家,也就请他们给我刻印。还做了这样一件事,先选择印材,将石质色泽相同、印钮形象仿佛的三四方,再找人按照印材做锦盒,将它们嵌在锦盒里,很是漂亮,然后将这盒印章交其中一位去刻,一人一盒,至今尚存三四盒。他们给刻的,都是连名带姓,没有一方闲章。

此次宁文约稿,规定是“我的闲章”,那些连名带姓的自然不必多谈,就只说闲章。我的印匣里也有三方闲章,虽然并非张寒月先生们所刻,内容却还有点意思,那就随便说说。

一方是“卖文买书”,镌刻者钱仁庠君,边款署“丁卯六月”,那是一九八七年。当时我在文联工作,钱君经常来谈,有时就请他刻方“某某协会赠”之类的印章。这一方是我出的印文,那时正读《郁达夫诗词钞》,《自况》一首仅存两句,即“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觉得很有意思,“绝交流俗”似乎做不到,“出卖文章为卖书”却是事实,区区工资只能养家糊口,买书的钱那是必须卖文得来的。于是就拈出这四个字来,请钱君去刻。至一九九五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子善、王自立两君编的郁达夫书话,书名就是《卖文买书》,得书后不由莞尔,就取出那方印来,钤在封面后的白页上,本想写几句,结果还是“耽懒”了,没有写。我想,这本书有朝一日总会散出,得之者一定有点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两方都是赵凤云先生所刻,我起先并不认得赵先生。前年某天,有几个朋友来吃茶谈天,不知怎么一来,提起我写的小字,说是应该有方起首章,吴眉眉君就自告奋勇,愿意为我代办,我就随手写了两条印文。过些时候,吴君就将两方印章送来,问起谁刻的,她说是赵凤云先生,从事竹木牙角器镌刻的,治印自然也很擅长。我说总要谢谢他才好,吴君说送本书就可以了,他也是喜欢书的,我就签了一本托吴君转赠。又过了些时候,去文山寺吃素斋,方才见到赵先生,得以接谈片刻,那是一位心灵手巧而拙于言辞的长者。

赵先生刻的一方是“沧浪亭后人家”。我家住城南,西北二三里就是沧浪亭,沧浪亭是苏州古园,北宋庆历间苏舜钦始建,几经变化,虽然如今保留下来的都是清代建筑,但“崇阜广水”的遗意尚在。有时出门,特地绕一点路,从沧浪亭前走过,那里静落落的,一湾碧水波光粼粼,隔水游廊一带,老树参天,蔚然深秀,感觉真是很好。“沧浪”两字出自《楚辞》的渔父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前人以为它是隐逸的主题歌,如今再说隐逸,真是岂敢,但活得澹泊一点,活得干净一点,那是应该的。至于像苏子美说的那种生活,“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这种福分几世能够修得,自然也只有钦羡的份。故那“沧浪亭后”的意思,不但是指方位,也仿佛是园外的几椽茅屋,与园主并不搭界,但还想攀上些关系,很有点像吴修龄《围炉诗话》说的“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王阿奶”了。赵先生刻的另一方是“梦栎斋字簏”。梦栎斋是我随便起的斋名之一,这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说过,也就不再赘述。至于“字簏”,就是字纸篓,或称字纸篮,王逸注《楚辞》,称“方为筐,圆为簏”,至今字纸篓仍是圆筒状,惟不再是竹藤所制,而是塑料的了。我之引“字簏”入印文,意思就是我的写,不管是文章,还是墨笔的涂鸦,终究都会是字纸篓里的货色,给人写字,附信都往往说一句,“如不合意,弃诸字簏可也”。这倒不是客气的话,让别人去丢,情面上总算是过去了。但有时写出了,自己心里明白,应该是丢入字纸篓的,那是自己的字纸篓,故而就有了这方闲章。究竟是“献丑”,还是“藏拙”,至今让我两难。

关于闲章,一定会有很多故事可听,我是喜欢听故事,但怯于讲故事,只好就我仅有的这三方闲章,解释一下印文的意思。

二○○六年十一月五日

《听橹小筑书谈》附言

我与袁滨交往有年,承他厚爱,我的书他几乎都翻过,不但翻过,而且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后还将报纸给我寄来,大概有十来篇吧。今年春上他来信,说正在编本随笔集,拟将这些文章作一小辑,冠题《听橹小筑书谈》,让我写篇短文,附在其后。我虽然喏喏应承,却迟迟没有动笔。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对别人的表扬,是要好好对待的,偏爱或有之,情份或有之,但千万不要误会,那“哈哈镜”里的人,固然是你,但并不是真实的你。袁滨说了这么多表扬的话,还要我来作点“配合”,如何能不迟疑。

在我想来,无论是谁,既然书已印出,也就大家可读,被人议论是免不了的。议论的人,有与作者熟悉的,也有并不熟悉的。一般来说,熟悉作者的,对书外的事说来有根有据,关于书的本身,则由于感情因素,表扬就多一点,至而夸饰其辞。不熟悉作者的,书外的事虽不甚了了,书里得来的却有真切感受,也就直观地说些自己的想法,但就时风而言,也是表扬多,批评少,如果有“但是”之后寥寥数语,已经十分好了。其实,这种风气自古已然,《庄子·人间世》就说:“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可见“溢美”乃基于“两喜”之上,也是文人间和谐关系的具体反映。鄙乡的情形更是如此,张凤翼在《文博士诗集序》里写道:“国初高、杨、张、徐并称作者,迨文太史与徐迪功相先后,虽声调殊涂,而气韵悬合,亦各言其志而已。当时有同声相和之美,无文人相轻之嫌,则犹存古之道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谈及苏州士风,也称“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徵”。这当然不仅有明一代、苏州一地,大概也是古代批评史上的客观存在。迄至于今,除了故意搞“效应”的之外,大都说好话,或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稍稍说几句不是,故而皆大欢喜。有人甚至已被溢美惯了的,偶而听到批评或“但是”以后的话,就不高兴。余秋雨被人“咬”了,尽管都是文史常识的纠错,他也愤怒得要剑拔弩张,于是就“两怒必多溢恶之言”,以至于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文章是自己的好”,凡在笔头讨生活的,多多少少有几分自信,这并不能算错,但如果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那真是夜郎国中人了。

客观公正的评论,大至社会进步,小至作者受益,固然都很要紧,但是否有真正的客观公正,是一个问题;即使有之,是否能做到全面的观照,是否能用惟一的尺度衡量,也是问题。就说前人写真,照着摹绘,大都稍作增损,故宋濂在《赠传神陈德颜序》里就说:“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隐恶,必务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类,亦他人矣。”即使面貌上并无“一毫不类”,精神状态的评判,却也难矣,蒙娜丽莎的微笑,至今众说纷纭。至于听得进意见的作者,无论是褒是贬,心里是否折服,也很难说。刘元卿《应谐录》里有一则笑话,说是“昔人有痒,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内我者,而胡难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痒绝。何则,痒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宁弗中乎”。看来真正瞭解作者的,还是作者自己,只怕是神经瘫痪,不知痒也。

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我自然也不例外,凡看到报刊上有评介自己的文章,总觉得很开心,有的还保留起来,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的写并没有别人说的那样好,甚至还有很远的距离,如果他们说得有点道理,我也情愿将它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取法乎上,仅得乎中”,那已经应该很满足了。至于袁滨的文章,实在也是借题发挥,虽是谈我的书,其实也在说自己的话,抒自己的情,谈自己的想法,这固然是文章的作法,但找的对象有点马虎,其实有更好的作者在,我只是与他比较亲近,随便说些什么也无所谓。正因为如此,被人笑话也就是正常的事,一个“鼓吹”,一个居然“倾听”,像煞有介事,即使不被别人笑话,自己也会忍俊不住的。

二○○六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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