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们的遗墨
悠闲时喜欢找些古人的字来读读，真迹当然不容易找到，就是印本也很好，并非完全隔靴搔痒。然而历代权奸留下的，实在不多，见于印本的更少，这正折射着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既有鄙夷的成分，也有珍秘的成分，鄙夷是因为其人不齿于人，珍秘也因为其人不齿于人而不轻示于人，再说，不齿于人者，也往往容易弃毁磨灭，流传下来也就不会多了。翻翻家里的书，居然也找到几件，如《宋元尺牍》（上海书店出版社版）有蔡京的《致节夫亲契》，《明清名人书札墨迹》（文物出版社版）有阮大铖的《尊体帖》，《严嵩传》（黄山书社版）卷首插页有严嵩的《寻愚溪谒柳子庙》等，还在徽宗赵佶的《听琴图》上看到“臣京谨题”的那首七绝。
一直想找秦桧的字，没有找到。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卷后有多人题跋，其中就有秦桧的题诗，但《范仲淹史料新编》（沈阳出版社版）附印《伯夷颂》拓本，并没有将他的一段印出来，排印的文字却是有的，曰：“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绍兴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桧谨题。”《伯夷颂》不但有秦桧题诗，又经贾似道收藏，钤有印记，后人认为是奇耻大辱，在题跋里都愤愤不平。郭隚说：“若桧若似道，亦蝨其间，使人指画唾骂。然则士不以夷齐自厉，其不为文正公之罪人者几希？”杨敬惪说：“熙宁以来，见者必著姓名，岂欲托以不朽耶？苟不知观感兴志之微，求公之心，希公之德，徒珍玩自夸，亦秦、贾耳，不几于狎大人乎？”徐贯说：“若桧与似道，乃宋之贼臣，公视之宜不啻犬彘，其墨迹岂可厕于其间？当削去，勿为此卷之污。”朱彦昌甚至通篇谈到这个污点：“文正公笔迹之重，人也。观者辄有题跋，以识景仰之私，且欲托名于不朽耳。桧何人，斯亦有咏焉。斯亦可见秉彝好德之心，无间于忠佞矣。呜呼！韩范之不同时，于桧亦幸耳，使不幸而同焉，抑岂为桧所容哉？桧为此言，又将举天下后世而欺之矣，愚欲其子孙割去之，使无污此卷可也。”及至乾隆间，沈德潜则认为可将它作为“反面教材”，他说：“递及国朝，凡正人君子景仰前哲者俱题识焉，而中间秦会之桧亦有吟咏，欲与韩范论心，贾秋壑似道有收藏印记，或谓当割弃之。予意忠奸并列，使阅者当下猛醒，是亦法戒之一。且见彼二奸者，遇天民大人，亦知敬礼珍重，益知正人可为，而正大光明之气不沦没于昏浊之馀也。”嘉庆十一年，两江总督铁保委托苏州知府周谔收集宋代以来忠臣义士手稿、血疏、墨迹镌刻成石，称为《人帖》，其中就有范仲淹的《伯夷颂》。据说，《人帖》就陈列在苏州碑刻博物馆里，去过几趟，都没有找到，秦桧的这几行字自然是没有看到。偶读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五也记了一件秦桧的字，说是“近有人于沪冷肆，以三饼金买得秦桧书，以为得未曾有，后以千金归苍梧关伯衡”。不知这件写的是什么东西，竟以千金为关冕钧三秋阁所有，可知物贵固然是以稀罕了。直到最近，我才从《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版）第七册里找到秦桧写的偈语，真是秀劲遒丽，奇逸超迈，乃由王献之、米芾一路而来，总算是饱了眼福。
就碑刻来说，凡巨奸大憝留下的，往往为后人磨去，当然不会毁灭殆尽，仍有存于天地间的。叶昌炽《语石》卷八有一节专门谈及，自唐而宋，一一枚举，且以宣和后的奸臣为例：
“宣和君臣虽亡国，其文翰皆可取。刘豫有《登苏门山诗》（宣和四年），高俅有《题少林寺壁》（政和八年），李邦彦有《奉刻御书记》、《三洞记》，又有陀罗尼石幢一，运笔皆有法度，非恶书也。杭州府学光尧石经《论语》、《左传》之末，皆有绍兴癸亥岁九月甲子，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魏国公秦桧题记，后人磨去其姓名，然书固未损也。（朱竹垞云：‘秦桧记为明吴讷椎碎。’《碧溪文集》辨之云：‘今两碑之跋俨然，盖讷所椎碎者乃宣圣及弟子赞之跋，非石经也。’又李龙眠画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后有吴讷跋，述桧之言曰：‘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倖于功利，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发也。朱子谓其倡邪说以误国，挟虏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然论者又以南宋之积弱，而背城借一，不度德，不量力，恐崖山之祸无待于德祐也。姑存其说，以俟后人之论定。）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均无片刻流传。惟六和塔《四十二章经》，汤思退、叶义问各写一章，均其真迹，后人仅磨去思退名氏，而不知义问亦其流也。陈自强，秦之门客也，龙华寺题名林立，庆元一通，嘉泰一通，开禧二通。贾秋壑笔墨尤精妙，《家庙记》景定三年刻于葛岭，摩崖分书，龙泓洞、石屋洞、三生石各有题名一段，隶楷皆臻绝妙，想见半闲堂中湖山胜概，或廖莹中辈为之耳。‘龙泓洞’三字，王庭书，亦其门客也。赫赫师尹，大冠如箕，不免弄麞伏猎之诮，视之得无颜甲。”
秦桧除了杭州府学光尧石经之阁的题记外，雁荡山也有他的字迹。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四记戴咸弼《东瓯金石志·灵峰洞题记》残字下引《雁荡诗话》曰：“《东瓯遗事》载秦桧尝梦至一洞，群僧环坐，后经雁山罗汉洞，诡云：‘我前梦抵此石室，群僧环坐，曰尚忆此否？吾瞿然悟身为诺讵罗，僧谓吾世缘未了，姑去。今睹此，始知所梦。’因筑了堂，为诗以记。有‘欲了世缘那得了’句。此刻所记曰‘恍符宿梦’，曰‘订出家缘’，与桧语吻合，疑为老秦手笔。年月后尚有一行，文已磨灭，或即桧姓名，为后人所深恶而凿去邪？”诗句尚存，而姓名已被磨去，可见后人对秦桧的态度。
再举两个例子，严嵩和马士英。
严嵩也曾是文坛一秀，早年所作清淡素雅，诗思冲邃闲远，文致明润宛洁，有陶渊明、韦应物的风致。他又倾心结交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王鏊、王守仁、崔铣诸人，相与引合名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甚至称他“天下以公望归之”。但得势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他不但成了权奸之首，诗也蹩脚起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记道：“迨爰立之后，骄纵贪黩，忿懥慆淫，失其本心，终以致败，暮年自序诗集云：‘晚登政涂，百责身萃，回忆旧业，如弁髦然。触口纵笔，率尔应酬，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也。’对应德亦云：‘少于诗务锻炼组织，求合古调，今则率吾意而为之耳。’分宜能知暮年诗格之坏，而不自知立身之败裂，有万倍于诗者。”但他早年诗文之好，也是事实。严嵩的字也有盛名，今永州柳宗元纪念馆所藏《寻愚溪谒柳子庙》手书碑石一通，写得真是潇洒俊秀。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记了一件事：“额岳斋司农云，旧闻严嵩当国时，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犹藏此帖，以为古玩。帖写‘嵩拜’二字，字体学鲁公，大可五寸，纸四边不留馀地。乾隆四十五年曾亲见之。”这件拜帖，大概不能算是作品，但其价值却不言而喻，可以用来证明严嵩的淫威是何等厉害。再说，他的遗墨也世所罕见，即是只有“嵩拜”两字，也足以珍秘了。
至于严氏父子的书画收藏，岂止价值连城，几乎是富可敌国了。王世贞《觚不觚录》说：“分宜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其最后乃始及法书名画，盖始以免俗且斗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总督、抚、按之势以胁之，至有破家殒命者，而价亦骤长。”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五举了个例子：“《越王宫殿图》乃仁和丁氏物，《文会》等图乃钱塘洪氏物，皆总督胡公以数百金转易者。《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物，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张四辈，可谓尤物毒民也。”据《留青日札》和《天水冰山录》记载，江西严府抄得石刻、法帖、墨迹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织金绣卷册叶共三千二百零一轴。就以书法来说，就有锺繇、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文彦博、欧阳修、陆游、赵孟頫、李东阳、祝允明、文徵明诸作。嘉靖四十四年，徵明次子文嘉，奉命参与江西严府所藏书画的清理和鉴别，历时三月，始勉毕事，后撰《钤山堂书画记》一卷，真是洋洋大观，不啻是一份重要的书画著录。如今有的贪官污吏，也将书画作为搜罗的大宗，甚至有汗牛弃栋之观。如果说严嵩们还知道一点它们的文化价值，如今的贪官污吏就只知道它们的经济价值了。
马士英当南明之际，与阮大铖朋奸误国，为世诟病。他既能诗，又能画，在晚明也是数得上才华富瞻的。他的诗所存无多，我在张伯驹辑行的《春游社琐谈》里读到一首，罗继祖《马阮诗画》记道：“予家旧藏瑶草雪山小幅，上端题诗曰：‘不知何处色，尽白此时山。屐迹幽人过，寒声众鸟还。如霜微有质，遇月遂相关。独处抱遐想，城南烟树间。’颇清警可诵。款题辛酉冬，乃天启元年。”还在他的《咏怀堂丙子诗叙》里读到两句，自谓“向余从集之为牛首游，集之有‘落叶满空林’句，余亦有‘深机相接处，一叶落僧前’句”。另外，就是黄裳先生在《马瑶草》里提到的那首题扇诗了，“这回是从燕赏斋主人的藏扇中看见马士英的一幅草书金扇，草书有颇深的功力，使人想起张瑞图、王铎等明末书家，那风气是一致的。原扇失去一行，诗云：‘□□□□□，渐比鱼龙乡。流止同一观，湖山孰低昂。晨昏瞻蓄泄，王气聊相当。荷芰接松楸，映带生空香。夏深水鸟散，莫乱澄湖光。即事尽幽赏，蒲风生夕凉。’属款是‘为维城词丈书，马士英’，‘马士英印’（白文方印）”。黄裳先生说，这首诗即使“放在《咏怀堂集》中，也毫无愧色，不但禅味颇浓，而且气象比起阮司马还要来得雍容阔大一些。看来‘小人无不多才’这话还是不无道理的”。
马士英还有一篇诗序，乃天启初年为徐波《浪斋新旧诗》所作，当同治、光绪时潘祖荫辑行《滂喜斋丛书》，将《浪斋新旧诗》收入，改题《徐元叹先生残稿》，马士英那篇序仍保留下来，且置于卷首，其文如下：“古人之善为诗也，非尽以其才也，则才人之不善为诗也，亦非尽其才之罪也。何也，根不静而神躁，不静则浮，躁则粗，粗浮无当于人，而当于诗乎哉？夫才者，世俗之所炫，而至人之所不屑居者也。才大而无以养之，犹足为患，况乎其无所有也。故山水花鸟，皆含妙理，冥心元对，犹恐失之。而曲蘖闺帷之趣，酒淫色癖者，觌面错过，而幽人老衲，从旁摹写，反入精微，则诗之为用可思矣。若吾友徐元叹，则今之静人也。天性本静，而学以充之，故其发而为诗，渊然穆然，和平温厚，不惟离近人之迹，并化其才人之气。然予去岁读元叹诗，则就删妙于采蝱，而读近日诗，又妙于就删。学益进则道益深，根益静则神益恬，诗之机候日新，而不自知矣。嗟乎！静而无才者，与诗绝者也；才而不静者，与诗隔者也。吾言不信，请以元叹证之。天启元年辛酉五月端阳前三日，友弟马士英撰。”他的这篇诗序的确是知人之论，很有见地，徐波确乎是“静人”，崇祯十四年，当马士英将以清职罗致，徐波就拂袖而去，隐居天池山下落木庵，心如澄潭止水，以枯禅而终，马士英则“才而不静”，终落得个身死名辱的结局。
马士英的画比起诗来，则流传较多，当然其中不少是赝品，且也不去管他。周亮工《读画录》说：“马瑶草士英，贵阳人，罢凤督后，侨寓白门，肆力为画，学董北苑而能变以己意，颇有可观。陆冰修曰：‘瑶草书画声，不减文、董，没后，僧收其骨，燹之得坚固子二十馀。洪景庐记蔡京胸有卐字，骨颇与此类。使瑶草以凤督终，纵不及古人，何遽出某某下。功名富贵有幸有不幸焉，可慨也已。’王贻上曰：‘蔡京书与苏、黄抗行，瑶草胸中乃亦有丘壑。’黄俞郃题一绝：‘半闲堂下草离离，尚有遗踪寄墨池。犹胜当年林甫辈，弄麞凤笑误书时。’贻上又题：‘秦淮往事已如斯，断素流传自阿谁。比似南朝诸狎客，何如江孔擘笺时。’瑶草为后人揶揄若此。余谓瑶草尚足为善，不幸为怀宁累耳。士人诗文书画幸而流传于世，置身小一不慎，后人逢着一纸，便指摘一番，反不如不知诗文书画为何物者，后人罕见其姓字，尚可逃过几场痛詈也，岂不重可叹哉。瑶草名成后，人争购其画，不能遍应，多属施雨咸为之。”清初刘岩《大山诗集》卷四有《题马士英画》，诗曰：“福人醉不醒，幕府凯歌休。君臣鸟兽散，兹事羞千秋。断续焉中看字样，凤阳提督金陵相。尚有闲情作画师，六代山川恣跌宕。小部新翻燕子笺，吴绫细楷朱丝缠。司马填词宰相画，孝陵王气飞灰烟。吁嗟鼠子金衢走，人间尚惜迂痴手。看画君须掩姓名，画工莫问为谁某。”乾隆中姚世铨也有《题马士英画》，诗曰：“剩山残水信手为，百年留得墨离离。与人家国浑闲事，那不常称老画师。”叶廷琯《鸥陂渔话》卷四也记道：“即其馀艺，亦尚可观，余尝于郡中收藏家见其山水便面，深得元人苍逸之趣，字亦学苏，颇无俗韵。”可见他的画流传是不少的。
正因为是“看画君须掩姓名，画工莫问为谁某”，相传有人得到他的画，既不忍舍弃，又厌恶其人，就将落款“马士英”添加笔划，改为“冯玉瑛”，说是一位旧院曲妓。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俞樾在《茶香室丛钞》卷一里就记自己幼年时写过的一首诗：“君子虽争没世名，流芳贻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冯玉瑛。”恕我孤陋寡闻，迄至于今，从未看到过冯玉瑛画的著录，当然更没有看到过冯玉瑛的画了，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倒是张庚做了一件有趣的事，他编写《国朝画徵录》，马士英自然也不能遗漏，但又不知将他放在哪里合适，就只好附于妓女之后，他说：“余尝见马士英水墨山水一帧，笔法纵逸，有别趣，字亦佳。第其人既自绝于胜国，复获罪于皇朝，即欲录之，从何位置耶？呜呼！倩扶、吴媛、丰质，妓女耳，士君子犹节录之，乱臣贼子大节既隳，万事瓦解，画之工不工，何足挂人齿颊哉。尝闻诸金陵人云，马士英画颇佳，然人皆恶其名，悉改为妓女冯玉瑛作。噫，使冯玉瑛真有其人，恐亦不任受也。”
前人对于权奸的判断和认定，固然有历史的事实，但也受历史的局限，当年评《水浒》，就有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说，固然不无道理。没有高宗赵构，哪来秦桧；没有世宗朱厚熜，哪来严嵩；没有朱由崧这位“蝦蟆天子”，马士英做不成“蟋蟀相公”，阮大铖也哪能“梨园点兵”。但也大可不必为他们“洗冤”或“辨诬”，这个历史的角色，也是装扮定了。但前代权奸，毕竟不同于如今的贪官污吏，他们大都正途出身，有的还很有文化修养，钱财女子之外，还有一点鉴赏的品味，自己手里也弄得，眼光也厉害，能识货，况且还有门人清客的帮衬，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二就说：“韩侂胄阅古堂图书，皆出于向若水鉴定。贾似道阅生堂收藏书画，狎客谭玉为之辨验，廖莹中复为斠刻书籍字帖。”尽管他们早已身败名裂，但他们的那点才华，他们的那点雅趣，确还是事实，人归人，文归文，不能一概抹杀。王世贞与严嵩有杀父之仇，但他在《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还是这样咏道：“朱蛇戢其冠，光彩烂纵横。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诚然是平情之论。
二○○四年四月六日
